英美经典短篇小说阐释是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内外有关论著可谓汗牛充栋，成果丰硕。然而，不少论著为作品的表层意思所困囿，忽视作品的潜文本（subtext，即字面下的深层意义）。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一些英美经典作家的短篇小说进行重新解读。若采用叙事学（叙述学）国内将法文的narratologie（英文的narratology）译为“叙事学”或“叙述学”，但在笔者看来，两者并非完全同义。“叙述”一词与“叙述者”紧密相连，宜指话语层次上的叙述技巧，而“叙事”一词则更适合涵盖故事结构和话语技巧这两个层面。笔者曾将一部专著命名为《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目的是突出两个学科之间在小说表达层上的互补关系。因为本书的作品分析常常涉及故事层面的叙事结构，故采用较为全面的“叙事学”一词(参见申丹：《也谈“叙事”还是“叙述”？》，《外国文学评论》2009年第3期)。和文体学的方法，且运用得当，有利于挖掘这些作品中长期以来被遮蔽的潜文本。叙事学和文体学在关注面上都有自己的盲区。前者聚焦于超越文字层面的结构技巧，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作品的遣词造句；而后者则呈相反走向，聚焦于作品的语言，忽略超越语言的结构技巧。若要对作品进行较为全面的探讨，就需要将这两种方法有机结合。本书以研究作品的深层意义为中心任务，叙事学和文体学仅构成分析工具。在此，我们不妨从工具层面开始，先简要回顾一下叙事学和文体学在美国和英国的发展史。我们知道，叙事学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发展势头强劲的法国，至70年代独领风骚，成为国际性研究潮流，随后却遭到解构主义和政治文化批评的夹攻，研究势头回落。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美国诞生了“女性主义叙事学”，它将结构主义的形式研究与蓬勃发展的女性主义文评相结合，这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中，可谓为叙事学提供了一种“曲线生存”的可能性。法国女性主义文评是以后结构主义为基础的。也许是由于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在基本立场上的对立，以及叙事学重文本结构和法国女性主义重哲学思考等差异，女性主义叙事学未能在法国形成气候。在美国还陆续诞生了修辞性叙事学、认知叙事学等各种后经典叙事学流派。尽管法国的叙事研究仍在以各种形式继续发展，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取代法国成为国际叙事学研究的中心，9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以美国为主的叙事学研究的“复兴”。与此同时，在西方出现了一种将各种活动、各种领域均视为叙事的“泛叙事观”。这有利于拓展叙事研究的范畴，丰富叙事研究的成果，也引发了对叙事学更广泛、更浓厚的兴趣。与此相对照，文体学在美国遭遇了不同的命运。20世纪中叶在美国兴盛起来的文体学研究，在80年代受到同样的冲击后，日渐衰微，90年代在很大程度上被排挤出局。这从两份美国杂志的历史就可看出。1967年和1968年在美国先后诞生了《文体》和《语言与文体》这两种文体研究期刊，标志着文体学的兴旺发达。后者于1991年被迫停刊；前者虽然生存至今，但在20世纪90年代，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叙事研究期刊，登载了不少超出语言层面的叙事（包括各种媒介的叙事）研究的论文。《文体》2000年夏季刊是以“叙事概念”为题的专刊，包括两大部分：（1）重新建构叙事理论；（2）使叙事理论化。这些内容与杂志的名称可谓相去甚远。在英国，文体学从20世纪中叶开始兴盛之后，一直稳步向前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和美国分别构成文体研究和叙事研究的国际中心。英国是“诗学与语言学协会”（PALA）这一国际性文体学组织的大本营，而美国则是“叙事文学研究协会”（SSNL）该组织2008年通过会员网上投票，决定更名为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Narrative （ISSN，国际叙事研究协会）。这一国际性叙事研究组织的基地。就在美国的《语言与文体》寿终正寝的第二年，在英国诞生了《语言与文学》这一名字宽泛但实质为文体学的期刊（PALA的会刊）。为何英国与美国会各树一帜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1）跟美国相比，英国的学术氛围较为传统保守，因此文体学在英国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弱。诚然，政治文化批评在英国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但有的文体学家迅速应对，将文体学研究与其相结合，产生了“批评语言学”（“批评性语篇分析”“女性主义文体学”）等新的分支；关于“批评语言学”“批评性话语分析”“女性主义文体学”之间的关系，参见拙文《再谈西方文体学流派的区分》，《外语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4期。“功能文体学”“话语文体学”“认知文体学”等也强调文本与语境、读者的关联。与此同时，较为传统的文体研究在英国依然得以生存。（2）美国与欧洲大陆在学术思潮上的联系远比英国紧密，发轫于法国的叙事学，很快就传播到美国，在异地被发扬光大。叙事学区分“故事”（内容）和“话语”（表达方式），而文体学则区分小说的“内容”与“文体”。文体学界对“文体”有多种定义，但可概括为文体是“表达方式”。从表面上看，小说文体学的“文体”和小说叙事学的“话语”相互之间可以替代，而实际上两者相去甚远，各自涉及小说形式的两个层面之一，构成一种直接互补的关系。然而，由于这种互补关系被定义的“替代性”或排他性所掩盖，因此文体学和叙事学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对方的“克星”，一方的发达造成另一方的不发达。美国叙事学的迅速发展，对文体学形成了另一种冲击，而叙事学在英国始终未成气候，不少英国文体学家甚至将叙事学仅仅视为文体学本身的一个分支。在2006年于芬兰召开的国际文体学协会PALA的年会上，英国文体学家Marina Lambrou和笔者就这一点展开了直接交锋。但她在阅读了笔者在英美发表的相关论文后态度有所改变。若要产生文体学与叙事学齐头并进的局面，首先需要破除文体学的“文体”和叙事学的“话语”可互为替代的假象，充分认识两者之间的互补性。世纪之交，美国激进的学术氛围有所缓解，作品的形式研究逐渐得到重视，被叙事学所忽略的作品的文体层面也得到更多的关注。上文提到的“诗学与语言学协会”每年都举办年会，2004年的年会是在美国纽约举行的，而以往十多年都是在英国、欧洲大陆或南非等地召开。近年来，美国的《文体》杂志所登载的文体（学）研究的论文明显增多，2003年开始主动向“诗学与语言学协会”的会员征稿。但与英国相比，美国的文体学研究只能说是在“死亡”之后刚刚复活，尚在逐渐恢复失去的元气，若要在美国真正形成气候，恐怕还要相当一段时间。在英国，越来越多的文体学家在研究时，借鉴叙事学的有关分析模式（详见第一章）。有的英国文体学家，譬如鲁丝·佩奇（Ruth Page），近年来积极参与美国叙事学阵营的活动，并展开叙事学方面的研究。鲁丝·佩奇的Literary and Linguistic Approaches to Feminist Narratolog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于2006年面世。但值得注意的是，佩奇在很大程度上从事的是借鉴了叙事学模式的文体分析，因此她撰写的“feminist narratology”的词条出现于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2nd ed., ed. Keith Brown, Elsevier: Oxford, 2000）。她还为撰写了一章“Bridget Jones and Feminist Narratology”。在文体学占了上风的英国，“narratology”一词就这样被文体学的书加以“收编”。鲁丝·佩奇在读了笔者在英美发表的相关论文后，对自己原来不区分文体学和叙事学的做法进行了反思。但叙事学真正要在英国发展成较有影响的与文体学并行的学科，恐怕在近期还难以做到。从学科分类来说，叙事学和文体学分属文学和语言学这两个不同领域。然而，文体学虽可划归应用语言学的范畴，但其本身是将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相结合的交叉学科。在20世纪60年代，不少原来从事新批评（或实用批评）的英美学者加入了文体学阵营，他们仅将语言学视为帮助进行文学阐释的工具，在分析时往往会根据实际需要，灵活借鉴语言学模式。虽然在20世纪60—80年代，语言学家出身的文体学家认为这样的文体分析不纯正，缺乏语言描写的系统性，但这样的文体分析若能读出新意，就较易为文学领域的学者所接受。本书采用文体学的方法也是为了帮助进行文学批评。由于本书是为文学领域的读者撰写的，因此笔者在分析时，将尽量回避语言学术语。其实，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文体学领域也显得日益宽容和开放。在2004年出版的《文体学》一书中，英国文体学家保罗·辛普森（Paul Simpson）对文体学作了以下界定：“文体学是一种把语言摆到首要位置的文本阐释方法。”原文用斜体表示强调，译成中文时，根据中文的习惯改成着重号，全书同此。这一宽泛的定义没有提到对语言学的应用。我们知道，西方文体学之所以能在20世纪中后期得以蓬勃发展，就是因为借助了语言学迅速发展的东风。就60—80年代而言，文体学与语言学的关系是一种极为密切的寄生关系，新的语言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往往导致新的文体学流派的产生和发展。当时对文体学的定义均十分强调文体学对语言学的应用，辛普森也不例外。为何像辛普森这样的文体学家会从强调语言学转为强调语言本身呢？这可能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1）越来越多的文体学家将文体分析当成解读作品的一种工具，而非把文体学当成促进语言学发展的一种途径，他们将是否能对文本阐释做出贡献视为衡量文体分析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这是面对严峻的挑战做出的一种回应。很多文学批评家排斥文体学是因为他们认为文体学分析不能提供新的阐释，而只是为业已存在的理解提供一种“伪科学”的证据。面对这种局面，文体学家旨在证明文体分析能够成为阐释文本的有力工具。（2）虽然语言学的模式和方法往往有助于更为准确和系统地进行语言分析，但语言学术语的繁杂难懂构成了将很多人挡在文体学研究之外的一道屏障，也引起了众多圈外人士的不满，有的文体学家对语言学模式的机械运用更是加重了这种不满。面对这种情况，像辛普森那样作出宽泛的定义可以减少责难。（3）为了文体学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扩大文体学研究的队伍，宽泛的定义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若不拘泥于语言学模式，文学文体分析的主要特点就是“细读”文本语言。与新批评紧密相连的“细读”方法在西方，尤其在美国，曾一度被打入冷宫。一个世纪以来，西方文评界经历了多种转向，往往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其实，任何一种批评方法，作为受特定阐释框架左右的特定阅读方式，均有其盲点和排斥面,同时也有其长处或用处。各种批评方法应是百家争鸣、互为补充的，可是各种批评方法往往唯我独尊，相互排斥。笔者在加拿大的《国际英语文学评论》上发表了《文学理论的未来：排他、互补、多元》一文，分析了半个世纪以来文论界的各种排他性，呼吁各派之间互补共存。值得注意也令人欣慰的是，随着学术风头的转向，有的被打入冷宫的批评方法，可能又会以某种形式回归前台。世纪之交，不少学者开始重新关注文学作品本身，“细读”方法也在西方以“新形式主义”（new formalisms）的面貌逐渐复兴。这是一种以“细读”为基础的批评方法，有别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的“新形式主义”诗歌创作（其主要特征是不用自由体，而是重新采用传统格律）。关于新形式主义的批评方法， “新形式主义”之“新”在于摆脱了传统形式主义将文本与社会历史语境相割裂的局限性。但就小说而言，“新形式主义”的“细读”与传统上的“细读”一样，还存在另外一种局限性：聚焦于遣词造句，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超越文字层面的叙事结构或叙述技巧。若要克服这种局限性，就需要同时采用叙事学的方法，对小说的结构技巧加以细读。近年来随着西方后结构、后现代理论热的消退，文化研究大潮的回落，叙事学和文体学的舞台更为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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