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研究丛书：两京论诗》：
延安的诗歌创作也像其他文艺作品一样，引起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热切关注。1938年夏天的一个文艺晚会上，毛泽东主席在兴致勃勃地听了诗人柯仲平朗诵的叙事长诗《边区自卫军》后，要去诗稿，破例发表在中共中央理论刊物《解放》周刊上。1942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讲话”。毛泽东的《讲话》既有理论高度，又密切结合实际，对整个文学艺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30年代中期以后诗人们致力于叙事诗创作的辛勤劳作，的确带有一些艺术“解放”、艺术“革命”的意味。诗人们所创造的艺术成就，包括题材的多样化、艺术结构的丰富性、吸收转化民间文艺因素的成败尝试等等，都从一个相对独立的层面上丰富了新诗的美学积累，开创与丰富了中国现代叙事诗传统。但我们同时也应看到，无论是从整个诗坛还是诗人个人的创作面貌考察，似乎都还没有形成过叙事诗与抒情诗旗鼓相当、平分秋色的局面。抒情诗的主体地位，还没有遇到强有力的挑战。臧克家在抗战期间创作、刊发了叙事诗上万行，就数量而言，数倍于同期的抒情诗。但就其艺术影响的深度来说，似乎还不及他自己一本薄薄的抒情诗集《泥土的歌》。而人们欣赏《火把》《吹号者》的时候，似乎并不太注重它们和《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这类抒情诗作的文体差异。也就是说，并不太注重它们相对独立的美学品格——当然，这并不影响此类诗作自身的美学价值和历史价值。但从文学史、诗歌史的角度思考，却可以隐约感到，作为一种新兴文体的现代叙事诗，似乎还没有形成界定相对明晰的美学范畴和比较独特的艺术个性。按照茅盾的看法，叙事诗既不能成为“韵文写的小说”（Novelinverse），又不能没有“生活的图画”；既不能缺少“壮阔的波澜和浩浩荡荡的气魄”，又须防止“过犹不足”①。看来，这种带有“再解放”与“再革命”性质的诗歌文体的美学建设，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探索。在积累与丰富中徘徊不前的现代叙事诗，在呼唤着一种新的、强有力的理论的指引与点拨。而具有“再解放”“再革命”性质的《讲话》的出现，正起到了这个作用，它对于中国现代叙事诗的艺术发展，也像对于其他文艺体裁一样，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诗人们得天独厚，他们更早、更广泛也更直接地接受了《讲话》的指导，因此也就首先给现代叙事诗的艺术发展以更大推动。我们看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诗人们不再只是为了收集素材、激发灵感，而是为了改造世界观，转变立场、思想感情而深人生活，主动、积极、踏踏实实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①，从中升华诗情，努力创作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相统一的、工农兵读者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1943年春，艾青来到延安南区的吴家枣园深入生活，结识了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吴满有，以他的事迹为素材，用通俗的语言形式创作了长篇叙事诗《吴满有》。同一年，担任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任的田间离开延安，深入基层，一边做党的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一边收集素材，熟悉与学习民间文艺，以民歌体形式先后创作了长篇叙事诗《戎冠秀》，和多部集叙事诗《赶车传》的第一部。在《讲话》精神的鼓舞下，一批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成长起来的青年诗人也积极行动起来，用自己的诗笔，以解放区人民所欢迎的形式，艺术地再现了中国人民，尤其是党领导下根据地和解放区军民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改天换地的历史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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