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郑敏（1920—）是至今唯一健在的“九叶”诗人。40年代初郑敏开始诗歌创作，而对于她的研究也随之展开，由于建国后“左”倾思想的影响，这种研究到1949年后曾长期中断。这一时期郑敏的研究主要是来自两方面的评价：一方面是来自与郑敏创作风格不一致的七月派成员对郑敏诗歌反面的评价；另一方面是来自与郑敏创作风格一致的现代派成员对郑敏诗歌正面的评价。这些评价有的从思想层面来谈，有的是对郑敏诗歌的风格的整体性感悟，这一时期一般可以看作是郑敏研究的起步时期。50年代出现了反“右”运动，许多诗人被迫害，郑敏也受到迫害并且停止了诗歌的创作。“文革”期间，郑敏被下放到农村改造，直到1979年郑敏才开始恢复创作。这期间对郑敏的研究在大陆是空白的，在海外仅有零星的数人在研究。80年代初，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善，郑敏诗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总体来说这40年来对郑敏的研究较少，基本上处于一种失语状态。进入90年代后，诗歌研究开始从外部社会的和历史的研究转变为文学内部的研究，较多的关注郑敏诗歌的艺术特征，这时有关郑敏的研究显得异常活跃，学术界对郑敏及郑敏的诗歌创作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
40年代后期，随着郑敏诗歌探索的日益深入，其诗歌也日益受到评论家的关注，相关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得到展开。这一时期的研究集中在七月派成员对郑敏诗歌的反面评论和现代派成员对郑敏诗歌的正面评论两个方面。七月派成员对郑敏现代主义诗歌反面的评价如初牍在七月派代表刊物《泥土》上发表文章，指责郑敏“恐怕唯天下的大诗人才有这样活泼而糊涂的想象。”张羽发表于《新诗潮》的《南北才子才女的大会串》一文认为《中国新诗》作者的构成是“上海的货色”和“北平‘沈从文集团’精髓”的合流，“集中国新诗的一种歪曲倾向的大成”，然后全盘否定郑敏的《最后的晚祷》。现代派成员的正面评价具有代表性的是袁可嘉、陈敬容和唐湜的评价。1948年袁可嘉在《诗的新方向》中高度评价了郑敏在艺术和现实之间寻求平衡的诗歌探索，指出：“她诗中的力不是通常意义上重量级拳击手所代表的力，却来自沉潜，明澈的流水般的柔和，使人心折。”同年，陈敬容在诗论专号《真诚的声音》中又指出郑敏诗歌的强烈的生命意识，称赞她的诗“丰富”、“新鲜”，能叫人看出“一个丰盈的生命里所积蓄的智慧，人间极平常的现象，到她的笔下就翻出了明暗，呈露了底蕴”。1949年唐湜的《郑敏静夜里的祈祷》（新意度集）对郑敏的1940年代的诗歌给予全面的评价，文中称郑敏的诗：“仿佛是朵开放在暴风雨前历史性的宁静里的时间之花，时时在微笑里倾听那在她心头流过的思想的音乐，时时任自己的生命化入一个个画面，一个雕像，或一个意象，让思想之流里涌现出一个图案，一种默思的象征，一种观念的辩证法，丰富、跳荡，却又显示了一种玄秘的凝静。”这里初步指出郑敏诗歌的雕塑品质。全文采取以直觉为主的批评风格，他选取郑敏7首代表作加以评点，于具体诗篇的解剖中抽绎出共同的特点，即诗人善用“哲人的感喟”“歌颂着至高的理性”。
郑敏创作思想研究——兼及1940年代以降中国新诗发展动向的考察绪论总之，1940年代对郑敏诗歌艺术的研究呈现鲜明的时代特征。正如郑敏所说：“真正的诗人总是把自己的心裸露给历史的风暴”人们对郑敏诗歌的评价也是如此。郑敏作为“九叶”诗人的代表人物之一，她在1940年代诗歌的新探索与追求在遭到对立派的批判的同时又受到流派内部的极力肯定与支持，这样郑敏研究自然受到七月诗派和九月诗派不同流派文化碰撞的影响。这一时期郑敏研究过于零散，不够充分和深入。
1949年以后的30年，郑敏的旧著在中国大陆从未印发，郑敏的诗歌创作沉默了30年，有关郑敏的诗歌研究也出现了长期的空白。不过在海外，一些相关的研究和选本却没有忘掉这位诗人。1974年出版的香港张曼仪等人编写的《现代中国诗选1917—1949》一书中，对郑敏的诗歌作了以下的评价：“也许由于研究哲学的关系，郑敏的诗，往往爱从人生种种情景转向深远的幽思。她不但继承了冯、卞二氏的文体风格，也继承了他们爱好冥想的创作路线。但如冯、卞二人一样，她也并不是一个枯燥的纯知性的诗人，相反地，她有极丰富的想象力。”这种评价揭示了郑敏诗歌情知合一的创作特征，同时首次揭示了郑敏与同人的联系和影响。1980年香港学者钟玲在《灵敏的感触——评郑敏的诗》中第一次将郑敏与冰心、白薇等名家并提，并且将郑敏划入优秀女诗人之列。对于郑敏的诗艺，钟玲在文中评价说：“她的诗重感触的空间和层次，不是静态的，也非用于平铺直叙的方式表达，而是悠然的，跃动的，常有意想不到的转折，带着读者跃入一个全新的境界。”这篇文章就结构的巧妙等方面说明郑敏诗歌艺术的高超。另一位香港学者陈德锦在《折叶脉看叶纹——评〈九叶集〉里郑敏的诗》中指出“郑敏的长处无疑还是她的观察力和塑造意象的新鲜感”，“她诗中个别意象的处理，尤予人新颖耐读的感觉。”同上，第287页。这篇文章指出郑敏诗歌的意象善于寓哲理于平凡事物中的特点。
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善，对郑敏诗歌的研究在80年代取得了新的进展。1983年袁可嘉的《西方现代派与九叶诗人》其中的一部分专门介绍郑敏诗歌。袁可嘉写道：“她的诗富于形象，又寓有哲理。她善于从客观事物引起思索，把读者引入深沉的境界。她以诗来掌握世界的方式是里尔克式的。”这里首次对郑敏诗作的西方渊源进行分析，并指出了郑敏诗歌与里尔克之间的诗学的亲缘关系。
总的来说，70年代到80年代郑敏的研究的视角和40年代一样比较单一，对郑敏的研究往往与对“九叶”诗人的整体研究交织在一起。进入90年代后,郑敏研究开始有了新的研究方法，尤其在进入21世纪后显得异常活跃。在一批文学“史论”性质的著作中，郑敏所占的比重加大，如洪子诚、孙玉石、王泽龙、李怡、王光明和罗振亚等人的著作中，多从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流派的角度去考察郑敏诗歌具有的现代主义诗歌共性及其独特的个性。同时学者们开始对郑敏诗歌的创作道路、主题、意象、结构、语言形式、艺术和创作手法等方面深入探讨，郑敏研究有了新的变化。
1992年5月,《当代作家评论》第5期上刊登了郑敏评论小辑，其中蓝棣之在《郑敏:从现代到后现代》一文中指出：“郑敏的道路，是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道路”。这里指出郑敏创作道路转变的方向和“无意识”的自然涌现是郑敏后期诗歌的重要特征。1997年1月张同道的《郑敏诗论》以编年史的方式将郑敏1940年代的诗歌和1986年后的诗歌进行了对比，重点突出郑敏诗歌前后变化的过程，张同道说：“她作为个体生命体悟人生，创作诗，将哲学、诗和生命合为一体。她的诗呈示了一个敏感而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历史风暴的心路历程。”蓝棣之和张同道的文章与前期许多人的研究文章不同，前期的研究者主要是研究郑敏1940年代的诗歌，而蓝棣之和张同道两位研究者把郑敏的1940年代的诗歌和1980年代的诗歌放在一起进行对比研究，突出郑敏创作道路转变的过程。
1990年代后的评论者在对郑敏诗歌主题意蕴的挖掘上,较前期更为深入和深刻。蒋登科的《论郑敏早期诗歌观照生命的多维视野与理性光辉》在1940年代陈敬容评价郑敏诗歌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基础上，从生命的角度触及到郑敏诗歌广阔而深邃的精神层面,以挖掘其深刻的思想内蕴。文中指出郑敏的“主要艺术目标是揭示生命的现状和本质,从而体现诗人的生命理论。”并通过分析总结出诗人为实现这一目标,对生命现状和本质所做的全方位的观照,即“自我解剖、自然观照、社会观照、艺术观照”四个层面。“这些生命观照的结果使郑敏诗歌形成了感性与知性结合、哲学与玄学交织的独特的艺术气质。”蒋登科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把郑敏的诗歌主题上升到更高的哲学层面上进行观照。张东的《论郑敏前期的现代主义诗作》(上)、(下)具体分析了郑敏使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转型成熟化创作轨迹与郑敏的个性魅力:“经验内质和多声部”。张东对郑敏的研究虽然只局限于郑敏前期的现代主义诗作,但他将郑敏纳入20世纪世界文学大背景中,认为“郑敏虽然在创作中大量移借了西方现代派的创作理论、技法,但是,它们的内核依旧呈现了强劲的汉文化特质——即中国式的主题意识与题材。”以前许多评论者过多地强调郑敏的创作受里尔克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而张东不但强调郑敏的创作受里尔克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而且强调郑敏诗歌的内核依旧呈现了强劲的汉文化特质。
文化心理视角是90年代以来郑敏创作个案研究中新开辟出来的独特视角，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是荒林的《郑敏诗歌:女性现代性文本》。作者从女性心理文化出发对郑敏的诗歌进行现代性解读，“在这种视野中，性别／时代／自我成为互为透视的因素甚至互为评判的标准。”徐美恒的《论郑敏诗歌意象的天人合一境界》从文化角度出发,将郑敏的诗歌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起来，认为“郑敏诗歌创作上的‘天人合一’境界基本上是一种自觉的追求”。曾立平的《论郑敏诗歌意象的文化蕴涵》将意象与文化联系起来,创造性地提出郑敏诗歌中存在的“母亲意象、寂寞意象、生命意象和死亡意象。”曾立平：《论郑敏诗歌意象的文化蕴涵》［D］，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05年。这四大意象群,通过对这些意象群的分析,为理清郑敏诗歌的脉络作出了有意义的尝试。
在语言形式和结构形式的研究上,姚国建的《论郑敏诗歌的语言魅力》一文,专门探讨了郑敏诗歌的语言艺术,指出郑敏的诗歌语言是“极富生命感和表现力的诗的语言，具有形象化、陌生化、张力感、玄远感的诗的语言”,并探讨了其魅力之源，“她的诗歌语言不是来自某些概念和流行话语，而是来自自己生命的体验，是从生命深处自然喷发出的活语言，这就摆脱了理性对语言的干扰，避免了官方话语、流行话语、时髦话语、世俗话语等等对诗歌语言的侵蚀，使诗歌语言保持着生命的底色和个性。”文章指出郑敏的诗歌语言和生命是相通的。2007年姚国建在《知性的塑形——论郑敏诗歌的意象化与结构形态》中又指出郑敏诗歌结构可分为展开式、层进式、意象组合式、荒诞式、实幻交织式和音乐式六种结构，文章中说“运用诗人的智慧，通过多种独特的结构方式，使诗人的‘知性和感性’在诗的内在结构中得到和谐的统一，使诗获得神奇的内在聚合力、弹性和张力，以增强诗的质感和表现力。”张玉玲在《论八十年代后期郑敏诗歌的探索》一文中说，“80年代后期的郑敏诗歌，在诗歌内容和手法上都表现出与40年代有很大不同，并显示出独特的品格。郑敏在诗歌手法上将西方存在主义、玄学和中国老庄、禅宗相结合，并对悟性、境界、意象等有关诗的创作方面提出自己独到见解”；“郑敏在八、九十年代接连写出《心象组诗》、《不再存在的存在》、《诗人与死》等诗。在众声喧哗、价值失范的90年代，她不仅撰文呼吁诗歌回归古典，回归传统，还在保留40年代人文主义观念的基础上吸收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和里尔克、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郑敏诗歌中的‘不在之在’表现为爱情、童年的记忆、善良的韧性，包括深埋在意识下的潜意识、欲望等，郑敏的诗歌以有形写无形，以残缺写丰富，呈现出朦胧的特色。”郑敏诗学研究是郑敏研究中一个新的生长点。这一研究把郑敏诗学理论的研究逐渐从诗歌创作的研究及零散的论述中独立出来,成为专门的述说对象。进入1990年代后,郑敏不仅仅作为一个诗人,更是作为一名学者、诗歌理论家而受到诗学界乃至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使学者们把视线投放到郑敏理论研究上的标志性事件,是1993年《文学评论》第3期上郑敏的《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一文的发表。由此而引发了一场遍及诗歌界乃至整个学术界关于传统与现代、诗歌语言等问题的广泛论争。围绕该话题出现了一系列论述文章,各种观点相互碰撞,论争异常激烈,且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今天。严格来说,这类文章由于未成体系,并不属于郑敏诗学研究的范畴。但由于基本都是围绕郑敏的诗学观展开的述评,为研究者系统地研究郑敏的诗学理论作了铺垫。它不仅涉及的是有关诗歌创作的问题,而且涉及诗歌语言与文化问题，指向目前文化发展的前沿,更关涉到今天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化进程的根本态度,所以在当代显得特别重要。正是随着郑敏语言观的一系列论争,郑敏的诗学理论才逐渐地走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中。对郑敏的诗学研究也因此成为当今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于是刘纳先生在2003年《中国现代文学丛刊》中发表了《二元对立与矛盾绞缠：中国现代文学的发难理论以及历史流变的复杂性》一文作为对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的回应。刘纳先生指出不能将“五四”的传统与创新的对立思维方式简单地看成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其自有复杂的历史意义：“新／旧或曰现代／传统的二元对立并不能涵盖五四革命的价值取向。新／旧的对立当然是最重要的时代议题，而胡适为新文学发难的另两组二元对立的概念白话／文言、活文学／死文学则是与新／旧对立存在着明显的交叉。在新文学的旗帜下，陈独秀又列出三组二元对立的概念、国民文学／贵族文学、写实文学／古典文学、社会文学／山林文学。胡适和陈独秀确实以非此即彼的断然的二分法提出，张扬和捍卫革命文学的主张。然而，由于若干二元对立的矛盾之间的绞缠，无论发难者的理论预设还是新文学日后的发展，都呈现出多层次价值坐标的错综。”接着2004年陈太胜发表的《口语与文学语言：新诗的一个关键问题——兼与郑敏教授商榷》一文对郑敏在《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一文中将口语误认为白话进行反驳，指出白话是由口语发展而来的文学语言。“新诗创立之初被称为‘白话诗’的新诗，并不是口语诗，而是由口语（现代白话）发展而来的文学语言的诗。”
在对郑敏的诗歌语言观进行广泛讨论之外,也相继出现一些颇有价值的关于郑敏诗歌理论的研究文章。1999年张桃洲在《诗探索》第1期上发表了《诗思与诗学言路的共通性》,将郑敏在诗学上的贡献提到了与其诗歌创作同等的地位,由此得出“郑敏的诗与诗学是解构理论在汉语语境中寻求遇合的一个典型例证”的结论。邱景华的《郑敏的解构诗学》是一篇专门介绍郑敏解构诗学观的文章。作者敏锐地察觉到了郑敏的解构诗学自90年代以来在文坛和学界产生的巨大影响。文章认为“郑敏融会贯通的解构诗学,不仅反对‘西方文化中心论’,清醒地认识到古今、中西不是对抗而是互补而且认为在引进西方文化时,重点应放在对它的发展过程的理解上,而不是照搬它的结论,这样才能学到西方文化剖析事物的新角度和新方法。”张桃洲的《从里尔克到德里达——郑敏诗学资源的两翼》中指出：“郑敏是跨越中国现、当代两个时期的重要诗人，在长达60余年的诗学探索中，她的诗歌写作和诗学观念受到了西方诗学的影响，除长期浸润其中的诗人里尔克之外，她还受了多恩、华兹华斯、艾略特、庞德、威廉斯、布莱、阿胥伯莱等英美诗人的影响，在郑敏整个的诗学发展中，早期诗风的形成主要得益于里尔克，里尔克深刻地影响了郑敏早期诗歌的风格乃至她的生命气质，这种影响是深入骨髓的、不可替代的；自80年代中期以后，法国哲学家德里达越来越频繁地进入郑敏的视野，从而成为她后期诗学和文化观的重要支撑；不过，尽管它糅合了众多英美诗人特别是布莱的诗学滋养，但占据其核心的则是德里达。”作者特别强调德里达的无意识与解构的踪迹对郑敏的诗论和诗歌创作影响较大。谭桂林在《论郑敏的诗学理论及批评》一文中指出郑敏的诗学理论包括三个方面:生命诗学、语言诗学和新诗批评,并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郑敏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同中国新诗批评结合起来，她所写的一系列论文突出地体现了中国当代诗学的语言论转型倾向。鉴于这三个方面，我认为对郑敏诗学理论的研究不仅是对一笔具有丰厚内蕴的理论财富的发现与挖掘，而且是对中国当代诗学理论发展趋向的一种意义深远的瞭望与总结。”张立群《执着的轨迹——论郑敏的新诗“史论”》的独特之处在于没有涉及任何郑敏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成就,而是选取郑敏的一部分诗论,对其新诗批评进行探讨。文章指出郑敏的新诗批评有别于一般意义上有关现代汉语诗歌的批评,而是一种“史论”式的批评。其“重点”在于“以一种诗歌史的角度——‘站在20世纪汉语新诗的宏观高度’去探讨新诗的发生、发展、未来走向、功过得失以及与传统的关系。”把郑敏的诗歌与诗论结合在一起讨论的是伍明春的《诗与思比邻而居——论郑敏1979年后的诗歌与诗论》，论文“通过对郑敏1979年后的诗歌创作和诗论思考两个方面的考察论述，认为在郑敏那里，诗与思两者交融互动、相得益彰，并获得了各自的不菲成绩，从而为现代汉语诗艺术空间的拓展作出了双重贡献。”这里着重指出郑敏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着自己理论上的主张，既提出了现代汉诗的各种艺术问题，又置身其中，参与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探索。
1990年代以后郑敏研究十分活跃。一是既有对九叶诗派共性的评论，又有对郑敏的创作个案研究，但后者的比重较大，占据主流地位；二是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研究方法，这一时期开始了对郑敏诗学理论的研究，并把对郑敏诗歌的研究引入女性主义批评、解构主义、存在主义等西方理论视野。注重郑敏诗歌前后期风格的变化，注重郑敏后期诗歌中“无意识”的研究，同时把郑敏诗歌与西方文艺理论的联系转向对中国古典诗歌之间的联系。
综上所述，有关郑敏诗歌创作的研究文献缺乏系统性，仅从郑敏诗歌的主题、意象和语言等某一层面进行研究，部分研究还零散在专著中，没有成为专门的论述对象；有关郑敏诗论的研究相对薄弱，没有涉及郑敏后现代主义诗学中的当代诗歌批评；有关郑敏的诗歌诗论相互融合的研究，尚未指明郑敏一生的诗歌创作和诗论之间的相互关联，鲜有学者站在新诗发展的历史高度，分析郑敏诗歌如何将外国诗学内化在中国古典诗学的传统中，以及郑敏的创作思想形成与当代新诗建构之间的关系。
郑敏创作思想研究——兼及1940年代以降中国新诗发展动向的考察绪论选题意义：其一，在哲学思想层面上，郑敏认为真理是多元的，反对二元对立的思维；认为宇宙的万物是永远变化的，反对宇宙是永恒不变的思维。这种后现代主义思想可以破除形而上学的神学、人文主义的中心论和二元对立的认识论的错误观念；其二，在文化层面上，郑敏40年代受西方现代主义创作观的影响，80年代又去美国受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熏陶，结果发现后现代主义文化和中国传统道家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一现象体现出中西文化的互补功能，同时也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提供经验；其三，在文学层面上，考察郑敏的现代主义创作思想如何向后现代主义创作思想的转变，以及郑敏的创作实践如何参与新诗的历史建构，拓展了当代诗歌的研究视野，有助于推动当代新诗的发展。
本课题立足于郑敏的创作思想研究，按照郑敏创作思想发展变化轨迹，提出以下研究内容：
第一部分现代主义诗歌自觉的追寻。以40年代郑敏现代主义诗歌形成过程为考察对象，讨论郑敏在西南联大如何接受德国诗人里尔克等人的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并对郑敏创作的现代主义诗歌主题思想和艺术特征进行详尽阐释。
第二部分漫长而痛苦的冰桥。主要以郑敏30年的心路历程为考察对象，反思极左政治对郑敏诗歌创作的影响，讨论郑敏如何对现代主义诗歌进行理论总结，分析其现代主义创作思想的形成。
第三部分郑敏后现代主义创作思想的确立。讨论郑敏受到美国后现代主义诗歌和德里达解构主义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从1986年以后郑敏在后现代主义诗歌创作实践中如何逐渐形成自己的后现代主义创作思想。
第四部分郑敏创作思想与当代新诗创作。以当前诗歌创作存在的问题为考察对象，讨论郑敏运用后现代主义思想对第三代诗歌、当代女性躯体写作诗歌和当前网络诗歌存在的问题进行实践批评。
第五部分郑敏创作思想与当代新诗理论建设。40年代郑敏和穆旦等人成功参与现代主义诗歌建构，把西方的现代主义诗学和中国古典诗学融合在一起。对当代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有正面指导意义。70年代，郑敏无法将中国古典诗学和俄国文学融合在一起，创作了不成功的《寻觅集》，对当代新诗的发展提供了反面的个案。面对诗坛误读西方后现代主义的现象，1986年后郑敏自觉地参与后现代主义诗歌的建构，1986年去美国访学，翻译了《美国当代诗选》，并指出美国后现代主义诗歌的特征；接着创作了后现代主义诗歌，成功地将美国后现代主义诗学和中国古典诗学结合在一起，对当代后现代主义诗歌创作起到示范作用。郑敏在美国研究后现代主义诗歌的时候，蓦然发现美国后现代主义诗歌和中国古典道家文化有许多相通之处，进而形成自己的文化保守主义诗学观，指出中国新诗的发展方向应多向中国古典诗歌学习。本章试图从郑敏与现代主义诗歌建构、郑敏与中国后现代主义诗歌的建构、郑敏文化保守主义诗学观的确立和郑敏论新诗向古典诗歌学习的方法四个方面，论述郑敏创作思想是如何参与当代中国诗歌理论建设的。
基本思路：本课题以新诗的发展为主线，将郑敏的人生、诗歌、诗论和翻译融合在一起进行研究，通过郑敏创作思想由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变，见证新诗的发展历程，力求为新诗的发展提出合理建议。课题的思路：导论——40年代现代主义创作思想（西南联大中西方诗学的影响、《郑敏诗集1942—1947》的创作）——30年的过渡时期（“左倾”思想对郑敏《寻觅集》创作的影响、《英美诗歌戏剧研究》对现代主义诗歌的理论总结）——后现代主义诗歌创作思想的确立（美国后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解构主义影响、《郑敏诗集1979—1999》的创作）——郑敏创作思想与当代新诗创作（对第三代诗歌、当代女性诗歌和当代网络诗歌批判）——郑敏创作思想之于新诗建设的理论价值（西方诗学与郑敏的创作思想、中国古典诗学与郑敏的创作思想）——结语（郑敏新诗史上的地位评价）——附录（郑敏访谈录,郑敏年诗歌创作与批评列表检索,郑敏诗歌创作研究索引）。
研究方法：一、文本分析和理论阐释相结合。郑敏既是诗论家，也是诗人，考察其创作思想方面，强调文本和理论相互回证或印证。二、历时分析和共时归纳相统一。既要对郑敏70年的学术生涯做一番梳理和考察，寻找其学术各阶段的内在联系，同时也要看到她与同时代学者的比较，如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等学者。三、宏观把握和微观分析相补充的原则。既要全方位的考察郑敏的整个思想世界，又要有重点地解读郑敏的诗歌理论。四、综合运用诠释学、社会学、文化学和符号学的研究方法。从理论和创作入手，对郑敏创作思想进行全方位、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