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似乎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汉初为什么同是爱国者、忠臣，独独屈原声望这么高，影响这么大？例如比屈原爱国、忠君事迹生动得多的比干、伍子胥等，却反居屈原之下？作为一位政治家和外交家，屈原是很有才干的。但从客观的建树上来讲，却不能说他为国建立了什么赫赫不朽的功业。他在国内政治措施方面，成果赶不上商鞅、吴起；他在对外交际方面，收效赶不上苏秦、张仪。偌大一部《战国策》不见有他一个名字，甚至连对他十分倾慕的伟大历史学家司马迁，对他的详细事迹也“不甚了然”。就是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在汉初却被到处传扬、歌颂，被极度同情、钦仰。恕我斗胆说一句，如果不是他创作了伟大非凡的《离骚》，不是他在这篇伟大作品中倾诉了“感天地，泣鬼神”的爱国热忱，是无论如何不可能获得如此优厚待遇的。作为一位爱国者、忠臣，他的事迹并不比别人有什么特出的地方，直谏、遭谗、流放、自沉，这是历史上忠君爱国者的通常遭遇。然而在战末汉初却有那么多诗人墨客，一律用楚辞来描写他，同情他，赞扬他，追悯他，如果不是他创造了《离骚》这种骚体的文学样式，并提供了那么深刻、沉痛的思想感情方式，也同样是不可理解的。正因为屈原用他“惊采绝艳”（刘勰语）的文学创作，拨动了一代人的心弦，所以在汉初，上至皇帝老官、王公大人，下至孤臣孽子、浪荡文士，莫不翕然向风，好之不厌。《文心雕龙·辨骚》，说：“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汉书·朱买臣传》说：“严助贵幸，荐买臣，召之，说《春秋》，言《楚辞》。”甚至劳驾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料极度缺乏的情况下为他立传。所以，可以断言，屈原在汉初所得到的殊遇，究其因，与其说作为一个爱国者兼忠臣，还不如说作为一个爱国者兼诗人（楚辞伟大创造者）来得更为切合实际些。
综上所述，可见屈原创作《离骚》这是起码从战国后期以来就已流传的说法。同时，这种说法有着若干很早的作品（或者说是屈原自己的作品）来为它作着铁证。因此，冈村先生所持汉初以前的屈原观仅止是爱国者、忠臣，而不兼及诗人（楚辞作家）之说，是不那么确实，或者说是根本靠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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