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第二卷）外国文学流派研究》：
19世纪下半叶的法国文坛并非自然主义一枝独秀，与它相对立的是“象征主义这样带有显著非理性主义特征的思潮”。1857年波德莱尔出版了被视为象征主义诗歌奠基之作的《恶之花》，他的美学主张为魏尔伦、兰波、马拉美等一批才华横溢的诗人所继承，他们追求的是诗的精粹，即“声音、芳香、色彩互相呼应”的“一种奥秘而深沉的统一”。威尔逊指出，象征主义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去暗示事物而不是直白地陈述它们”，这种暗示，或者说象征，“是如此与众不同，如此转瞬即逝，如此朦胧缥缈，以至于不能通过直接的陈述和描写来表现，只能通过一系列的语词和形象暗示给读者”，所以马拉美才会说自己写的是音乐，兰波才会声称诗歌要有色彩的和谐。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理论在欧洲文坛影响巨大，韦勒克认为，它甚至支配了20世纪整个西方世界的诗歌理念。
前面谈到过五四前后写实主义的倡导者对自然主义的基本态度：把自然主义视为写实主义的一个分支，主要强调它反映现实、揭露社会黑暗的一面。这并不是说当时没有批评之声，沈雁冰在倡导写实主义的同时就指出自然主义“专重客观，其弊在苦涩而乏轻灵活泼之致”，“徒事批评而不出主观的见解，便使读者感到沉闷烦忧的痛苦，终至失望”。沈雁冰也是“这时期介绍象征派最有力者之一”，此外还有鲁迅、刘延陵、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等。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一文中，袁可嘉引述了鲁迅、沈雁冰对象征派的评析，称赞他们“一开始就对现代派采取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的态度……吸收有益的养分，排除消极的因素。这就为我们后人作出了榜样”。综观当时对象征主义的态度，基本上是借鉴其艺术手法，肯定其反抗资产阶级、欢迎革命的一面。
在一篇1962年刊发的，涉及象征派诗歌美学特征的文章中，钱锺书指出通感是“象征诗歌在风格上的标志”，但过度使用甚至滥用通感是欧洲象征诗歌存在的问题。这样客观中肯的评述在当时是比较少见的，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头30年里，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作为资产阶级颓废文学受到批判，被打入冷宫。承认其理论和创作中的缺陷，肯定其对20世纪文学思潮的影响是80年代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研究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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