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第一卷下）外国小说研究》：
莫洛亚序显示了始于50年代的普学兴趣：当时借助一系列手稿的出版，学者们开始了解普氏创作《追忆》前的准备性写作，并开始关注作者的写作观念。诸如莫洛亚文中涉及的两重互相呼应的基本主题，摧毁一切的时间和复活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记忆），以及更为本质性的艺术与永恒的关系的主题；作品的结构：如文中探讨的大教堂式的构造、两翼支撑起最终将会合的拱顶，及文笔特色：如隐喻与形象的运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们成为普学热门话题；尽管如前所述，70年代以来，法国学者们采用的研究方法和关注的问题有所改变。罗大冈的代序，主要从两方面介绍普氏的作品，一方面强调《追忆》乃生活的镜子，以暗中表明小说具有现实主义特色，并将其归入“为人生的艺术”之列；另一方面指出了《追忆》作为现代派作品，在内容与形式上开启20世纪文学并与19世纪文学明显区别的种种特征。作者将《追忆》归结为“回忆录式的自传体小说”，对后来的中国普学颇有影响。与这一翻译工程直接相系，是参与翻译的学者们对《追忆》的介绍、研究和相关研究资料的翻译。正是在他们作为翻译实践者兼研究先行者的双重努力下，中国的众多作家、文学爱好者得以逐步进入《追忆》的世界，也使从今往后对《追忆》的研究不再限于少数懂法语的学者，而是扩展到更广泛的外国文学学者和作家群体。
新时期伊始的普学论文，大都遵循从生活到作品的套路，且从流派、主义角度展开的评介较多。这种角度侧重对作品进行总体把握、为作品定性归类，往往缺乏对作品的独创性展开深入细致的研究，且独特个人观点的表达明显不足。80年代末情况有所改变，出现了一些较注重展开作品本身的问题和较具个性的研究。张寅德的《普鲁斯特小说的时间机制》（1989），采用叙事学的方法对《追忆》的时间形式进行了严谨的分析。郑克鲁的《普鲁斯特的意识流手法》和《普鲁斯特的语言风格》（1992），紧紧结合作品从两方面对普氏的写作风格进行了条分缕析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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