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昭毅，北京市人。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现任天津师范大学东方文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研究员。全国东方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专家、《外国文学史》国家级精品课程负责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已出版东方文学与比较文学专著《东方戏剧美学》《东方文学交流史》《比较文学通论》《阿拉伯波斯与中国文化》《比较文学与东方文学》等20余部。在《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外国文学研究》《文化译丛》等刊物上，发表论文、译文150余篇。曾多次受到省部级奖励。

《瀛涯文谭》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名家讲堂》20卷丛书之一。作者希望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能从东方各国戏剧艺术相互交流影响接受的现象中去发现东方各国文化文学交流的普遍性规律，并用比较文学影响接受的研究方法，努力理顺中国和周边东方国家之间文学交流的历史轨迹，探索其间的规律性。同时作者对叙事学、东方戏剧，以及两者之间的联系也进行了大量的梳理与分析，尤其是在叙事性及其特点的论述方面颇费思考。

总体文学篇
东方文学研究方法论刍议
  
  东方文学研究方法论实质上是将“文学研究方法论”加上了区域化的限制词“东方”，只不过文学研究方法结合东方文学的特点而已。在众多的研究方法中，我们择其重要的进行深入探讨，其中既有思维方面的、心理方面的，亦即认识论方面的；也有方法论方面的。既有理论方面的探讨，也有实践方面的应用。这些探讨有不少是一孔之见、一家之言，但努力争取做到有的放矢，实事求是，切实可行。这种探讨也是儒家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和家国情怀在东方文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和体现。
一、东方文学研究的学理立场
  我们进行文学研究，重要是要有问题意识。问题意识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在实践中产生的，所谓的实践，对于文学研究者而言，一种是文本阅读实践，一种是越界阅读实践。有了这方两种阅读实践，问题意识油然而生。
  文本阅读实践源于文本的意义，因为就文学研究而言，“历史文化存在于文本之中”，即是说解读文本很重要，尤其是解读经典文本。读了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就会对日本平安时期的摄关政治与访妻制等社会风习有了深刻的了解。读了奥尔罕•帕慕克的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红》就会对西方透视画以及中国细密画影响下的波斯细密画有更深刻的了解。而读了泰戈尔的代表作《戈拉》就会了解印度教的信仰对于印度近现代社会转型期的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有多大的束缚。因为众多的历史文化现象都存在于这些经典文本之中。它们的作者以自己独特的眼光，或积极的生活方式介入到与他人共同生活的世界中去，使读者如同身临其境一般发现了那些历史文化现象存在的现实意义。这种“介入”强调的是一种“对话”与“沟通”，一种作家、作品、读者平等的相互理解。
  越界阅读实践则源于文本知识的局限。就文学研究而言只看文本是不够，还要有越界的知识，即源于社会实践的知识，和越界的理解，即对实践知识的深度理解。人们常说读万卷书，即文本阅读，行万里路，即越界阅读，二者相结合，才能产生真知，才能发现真理。例如去过朝鲜半岛才会体会古代朝鲜人格外喜欢陶渊明的那种情怀，因为那里的自然风光和陶渊明的诗歌描写是那样的接近。《春香传》中的广寒楼只有两层高，很低矮，鸟鹊桥也没有高高的桥拱，只有几孔涵洞而已，但是都对男女主人公的相识和情感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亲历过土耳其的特洛伊遗址，才可能联想到大木马是从城门中进去的，还是破墙而入的。没有越界阅读的实践，研究文学就缺少一种底气。
  文本阅读实践增加了人们审美的感受性和愉悦性，而越界阅读实践则弥补了文本知识的不足与片面性。在此基础上产生的问题意识才有鲜活性和生命力。才能使人产生一种对问题进行深入开掘的冲动和激情，将文学研究视为一种精神享受，而不是一种思想负担。这样的文学研究会有一种新气象，一种走出书斋融入社会的大情怀。即使研究的是小问题，可是让人感到的都是关注社会人生的深度思考。
  有了问题意识之后，就要有一个学理立场的确立。学理立场就是在东方文学研究过程中要确立的中国立场、东方立场与国际视野。这三者对应的其实就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三个领域，即民族或国家文学，区域性或总体文学，以及世界文学三个层面或学术研究的思维范式。
  所谓中国立场即是说要从中国学者的视角出发解读东方文学的各种文学现象；要以中国学者的立场对已发现的问题进行审视和解决。学术兴衰存亡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没有学术研究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学术的荣耀是国家的荣耀，因为它体现了民族精神的存在方式，体现了学者追求真理、服务社会的担当意识，坚守学术传统、充满人文情怀的精神境界。中国的文学研究者就要站在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价值观的立场上发出中国人的最强音。从这一点讲，“绝对中立”、“纯客观”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是难以生存在现代的国家或民族意识之上。因为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发达的国家都会谋求自己文化和价值观的表达，以便在世界事物中有更大的话语权。
  所谓东方立场即是说研究东方文学要用东方话语，即要用东方话语研究东方，要建构东方文学研究的理论体系，不能只用西方的理论话语评价东方文学，引领东方文学的发展，不能在东方文学研究的领域里出现“失语”状态。即在东方文学研究时不能让西方中心主义思想泛滥，不搞民族虚无主义，言必称希腊，当然也不要搞东方主义、沙文主义。东方立场努力将东方文学视为一个有具体历史内涵的、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对其进行宏观描述和系统阐释。在建立自己的东方话语体系或批评标准时，某一阶段的矫枉过正的态度甚至是需要的，但是那显然不是我们愿意在东方文学研究中长期秉持的正确的学术态度，而是权宜之计。真正的东方立场应该是东西方平等，追求一种生态批评意义上的平衡发展，长期共存，相辅相成。
国际视野下的东方文学研究，指的是在世界文学的场域中考量东方作家作品或文体思潮的具体审美价值和文化意义，这样才能和世界接轨，才能使东方文学研究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学术的一部分。学术研究是“天下之公器”，不是民族或区域性的“私器”，因此，任何学术研究都有学术史的意义，都是承前启后的一环，而不可能是全部。学术研究成果的优劣，不在于它暂时意义上的对与错的价值判断，而在于它自身长期处于世界学术史上绕不过去的“存在”意义，即这项研究在学术史上不可视而不见，你只有正视它、修正它，甚至批判它才能前进。只有这样，这项文学研究无论选题大小，是否是热点问题，才真正具有了学术研究的意义。
  东方文学研究的学理立场从根本上说是东方文学的学理基础，是文学研究从自信走向自觉的一个必然。这不仅仅是一种治学方法，而是学者的精神人格，是研究者自身的一种风范。文学研究的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精神人格。大气的精神人格，就会有高的精神境界，就会有相应的开阔的学术视野，就能将文学研究做大、做强，也会有利于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反之精神人格较低，就不会有高的精神境界，最好的也只能做到“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感性层面，难以进入“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理性层面。到头来只能是为个人小家庭的幸福“增一块砖，添一块瓦”而已，难有大作为，学术成果也难以成为承载时代精神的经典之作。
二、东方文学研究的创新意识
  西方中心主义思潮长期统治着东方学的各个学科，尤其东方文学研究格外需要创新。但是，不是所有人想创新都可以随时随地创新的，只有具备创新意识的那一部分人才有可能创新。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急需创新人才，于是有创新意识的一群先知先觉者就成为社会上一个新的阶层，他们是有某种强烈功利目的需求的人形成的一个新的群体。这个群体主要有社会上的科技机构成员、智库中的智囊成员和大学的教学科研人员等。东方文学研究中的这部分具有创新意识的人才，需要具备主客观两个方面的条件，才有可能创新。
  首先，创新者客观方面的条件是长期的、有意识的积累活动。这种积累以往是通过阅读文本得到的，现在往往更重视电脑网络带给人的信息。这两种积累的根本不同点在于，文本阅读有记忆和背诵的过程和功能，而电脑网络给人的是碎片式的、新鲜感的信息，如果不进行有意识地记忆、背诵，那些信息是成不了知识的。无论是在书本上，还是电脑屏幕上看到一个英文单词，不念不背是记不住的，它不可能自动转化成知识。那么经过积累的信息变成了知识，就算有了文化吗?也不是，因为从知识到文化也需要积累，这种积累是通过思考对已有的知识进行分析总结、判断分析后转化而成的，此时的知识才可能变成文化。但是这种思考是一种浅层次的、勾连性的。比如“文化”的定义有数百种之多，学界一般有共识的定义，认为：文化是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所有物质文明(产品)和精神文明(产品)的总和，这是广义的文化定义。经过联想以后，我们想到比这一定义还狭小的界定，即狭义的文化可以指涉“文学艺术”。其实，现今还有那么比共识性界定还宽泛的“文化”的内涵，即文化还应该包括人类行为本身，如茶文化、酒文化、食文化、性文化等。现代“文化”的定义是从日本舶来的，日本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将西方“文化”一词的涵义传到中国。“文”字是中国的汉字，但也失去原意，因为“文”是同“武”相对应，所谓“文武之功，一张一弛”即是。但在“文化”一词中，“文”已失去与“武”对应的涵义，“文”成为了一个文字符号。所以文化是通过知识积累思考而来的，即古人云：“操千曲而后晓声”。它具有感受性，是被感觉出来的、被发现的，而不是通过学习得到的。能学到的是文化知识，而不是文化本身。
  当我们有意识地想培养自己的文化感受力时，思想就开始要出现了。从文化到思想不是简单的积累可以产生的，它需要有深度的哲理思考和信仰的追求。从能够感受文化的张力，学到文化知识，再升华为思想，这是一个质的变化，一个更高层次的认识结晶。人们通过阅读和实地考察了解到的文化，比如东方各国的文化，只有通过认真思考，才能发现它的规律，即文化思潮和文化思想史中表现出来的特征。思想日积月累，再经过总结就成为了智慧。人的经历越丰富，思考的越多，智慧越多。普通人认为的真理，许多都是智慧的结晶，如“出头的椽子先烂”，文学语言即“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当我们经过数度的积累，几次的升华将原来的各种信息总结成智慧以后，我们的客观积累活动基本结束，创新意识产生所需要的个体已有的知识积累也已基本完备。如此这般，人们在文学研究中是否可以创新了呢，还不行，因为这是客观条件，还缺乏必要的主观条件，即创新思维。
  其次，创新者主观方面的条件是长期培养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具有逆向性、超前性的特点。思维的逆向性是一种与平常人的顺向性思维不同的相反方向的思维，但它也是一种科学性思维、一种理性思维。它的明显特征是表现出对事物认知的叛逆性和颠覆性。它不随便苟同于别人，包括自己的父母、老师、领导的意见，而是要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做出理性的价值判断。例如，在比较文学界，曾有著名学者提出，在影响研究中要注意接受者的变异现象，甚至提出变异学的观点，即接受影响者对域外的信息无意识误读或有意曲解的现象，这确实是很值研究的一种普遍现象。但是如果逆向的思考的话，也会发现同时也存在着一种相反的现象，即接受者对有些“影响”很不以为然，即根本就没想到要接受。例如在包括越南在内的东南亚汉文化圈的国家中很早就表现出对中国《三国演义》的译介和研究热潮，有各种各样的翻版和变种的《三国演义》出现在各国的文坛上，这就是变异现象，但是同是中国四大古典名著《红楼梦》的译本则相对出现得要晚，有的国家甚至很晚才接受，表现出某种排异现象，这就是逆向思考的结果。
逆向思维的另一个颠覆性往往体现在那些学养深厚、具有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学术传统的睿智者的思想里。季羡林曾对自己的得意门生赵国华撰写《生殖崇拜文化论》，“最初有些不大理解”，因为在他前面有太多的中外大家都在这一领域有惊人的发现。在读完全书后，季先生有了新的认识：“然而他都并没有躺在这些人身上，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而是以他们为基础，同时又纠正了他们的错误或者不足之处，独辟蹊径，大胆创新，利用自己广博的学识，贯穿古今，挥洒自如，为生殖崇拜文化这一门学问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季先生列举了“他反驳几乎已成定论的‘图腾说’”、“他又反驳了外国一些学者主张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他还驳斥了德国学者格罗塞的艺术起源于生产劳动的理论”等。
  逆向思维的叛逆性和颠覆性使创新成果或真理往往掌握在了少数人手里。因为在没有经过科学论证和实践检验之前，这些创新成果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后才能被证明是否正确，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能轻易否定逆向思维的成果。
  超前性的思维模式即是人们常论及的超前意识。这个概念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学界被提出来的。其中的哲理思辨很少有人论及，但是应用倒是很常见的事。这种意识提倡人要有远见，有预见性，要有开拓精神，不可随遇而安。人的意识不能被简单地视为现实的直接反应，它还可以根据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事物发展的必然性、惯性来预见未来，昭示愿景，表现出未卜先知的前瞻性。超前意识不仅是未来学科存在的依据，即不仅未来发展的大趋势可以被预示出来，而且对不利因素的预测可以对当下起到预警作用。逆向思维的成果是创新见解，虽然它的前沿性、先进性反映了精神文化的价值，但是对于创新见解的前途却存在着诸多的未知数。有的创新见解开始被视为奇谈怪论，甚至被嗤之以鼻，但是继后渐渐被发现是真知灼见而成为显学。有些创新见解随着时间的消磨，由开始的反传统到最终被纳入传统的轨道。而有些创新见解，由于无法进行检验，至今还不为现实所承认。但无论如何，这三种创新见解的结果，在初始时，都启迪了人们的观念，开阔了人们的思路，具有了在学术史上不能视而不见的存在意义，它们永远值得人们记忆。
  在东方文学研究中只有具备了客观上的长期的学识积累和主观上的逆向思维，具有超前思维的那一部分先知先觉者，才具有创新的可能性，并能像赵国华一样写出受到学界好评的创新成果。我们抛开这些创新者的深层心理学机制不谈，只论及他创新意识、创造性思维的一个关键认知环节，就是在积累大量材料后的一种“悟”。无论是渐悟，还是顿悟，都是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解决问题的过程。虽然由于“悟”的突发性和转瞬即逝的特点，人们尚未解决其心理机制和脑机制的问题，但是“悟”的“新颖性”、“创造性”却是可以被认知的。犹如宋诗名句中：“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那种茅塞顿开、豁然开朗的开悟，也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那种曲径通幽、峰回路转的领悟。其实，日本俳句中也有不少表现“悟”的名句：“古池塘，青蛙入水发清响”(松尾芭蕉)，“浮生已与朝露同，君行何复苦匆匆”(小林一茶)。“悟”是在已有知识的可利用性被激活时的一种瞬间感受，是创新意识突变为创新见解时最关键的一环。有的人被评价为悟性高或悟性低，实际上是说其人的理解、判断和推理能力的高低，它直接影响着创新见解的出现或成效。“悟”含有突破语言、物象、判断和推理等思维定势束缚的种种奇思妙想，是一种联想性思维，它和创新思维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东方文学研究的文献整理
  东方文学研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对所研究对象的文献资料进行全面的收集和整理。主要包括作家生平创作情况，作品翻译出版、译介情况，评论家评论综述等。在批评地继承中国传统的朴学治学方法的基础上，从类似的中国传统目录学、文献学研究得到启发，从发生学的角度追根溯源，注重中国语境中的东方文学研究的原典性文献的搜集整理和评述，创建东方文学研究的新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具体的操作方式，即以真实为基础，以假设为先行，以考证为依据，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言必有据，每个观点都要建立在大量的材料和客观旁证的基础上，要令人可信。在具体研究中要紧密联系文本外部的时代、环境、影响、接受等因素，紧紧抓住文本文学性的审美品位和艺术性的敏锐感受力，形成文学研究中的新实证主义的智性和灵性的有机结合与统一，营造出文学批评的新气象。由于这种注重历史上的文献整理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对历史材料的重新思考的基础上的，因此可以说，这种模式的东方文学研究从本质上说已具有了文化研究的性质。
  重视文献文本整理在东方文学研究中的作用，只是解决了“知其然”的问题，认识论的深层还要解决“知其所以然”的问题，这就需要对文献文本进行有特殊意义的认识与分析。这一解读文本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将历史的、文化的、哲学的、美学的、心理的、道德的诸多因素相融合的复杂思维过程，它需要先激活自己的创造性思维，再启发别人的灵性，最后达到建构某种新颖、智性话语的最终目的。这一解读文本的过程还是一个将自己的研究对象置于广阔、多元的文化背景中，对其进行严谨而有序的历史向度和审美向度的透视，用锋利的理论之刃解剖文本的文学性，努力通过本学科与相关学科的科际整合，发现和阐释文学现象中的诸多问题。比如著名的南亚作家伊克巴尔，从创作时间断代和国别区域划分，他应属印度现代作家，但是如果考虑到他是巴基斯坦建国理论的坚定倡导者，以及在他作品中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的伊斯兰精神的话，将他归为当代巴基斯坦作家更合适。只有将思想家的冷静思考、艺术家的感悟激情，以及解剖家的科学精细，完美地结合在一种文本的阅读中，并且在用理性筛选自己的阅读行为以后，才可能形成、转化为一种形而上的思辨与实事求是的表述。
  解决文献整理与文本阅读要“知其所以然”，还有一个问题必须阐发清楚，即文学本质问题，换句话说就是文本与读者的关系问题。在本文涉及的对象中，读者即研究者。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读者的角色与文本同样重要。读者(研究者)对所关注的文学现象，不仅要作高屋建瓴式的评判，还要将重心放在话语建构上，要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读者(研究者)阅读研究东方文学的文本，除却虔诚地学习、研究其中的观点、道理、词采华章、人物形象以外，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即要和文本展开密切的、多渠道的对话、交流。无论是表面的，还是潜在的对话，双方都应处于平等的地位和平和的心态，同时要保持适当的审美距离和情感距离，以自如而又清醒的目光审视阅读对象，在读者与文本之间形成一条水到渠成式的心灵通道，相互自然流动。
  在读者(研究者)与文本密切对话中，读者会不断地“发现”一些自己关注的问题，并且会“生发”出许多自己新的想法，文本尤其是经典之所以会有如此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就是因为它会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对话者思想探索与思维创新的丰富资源和不竭动力。在这一过程中读者，尤其是研究者要注意两个重要的问题：一个是客观文本的未尽意之处，一个是读者主观的态度。
  首先，所谓文本未尽意之处，按接受美学的说法，即文本叙事的盲区或未尽人意之处，需要读者补充的或者深化的部分，即隐含叙事的那部分内容。其实作为研究者的读者，在遵循现存文本叙事之后，还要有接着叙事的才能，即补充叙事，然后对这种叙事空白要有理论分析，要有创造性的延伸，求得“一得之见”。比如研究2006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至今中国学界研究者不多，除语言文化有隔阂以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即他在作品《我的名字叫红》中设立了众多的学术“空白”，需要研究者去填充。小说分为59章，其中有20个角色分别来叙述故事，但没有一个角色连续出场。59章里进行了58次视角转换，即叙事角的转换。每个角色出场都带有他独特的叙事特点，向人们展示了他的“透视区域”。不同的“透视区域”构成一个广阔的视域。读者或研究者不仅可以洞察，而且可以完善不同人物的心理活动和行为轨迹，起到接着叙事的补充作用，为读者的阅读和研究者的思考留下很大的空白。
  其次，是读者或研究者的主观立场和态度。作为审美主体、批评主体要克服任何形式的倦怠心理，审美疲劳、阅读倦怠、研究乏力，都是不可取的。应时刻保持一种积极的态度、一种持续的热情、一种探索新事物的新鲜感，即使文本内容已经时过境迁，在不炒冷饭 、不贩前人旧说的基础上，深入历史脉络，重新读文献文本，深入了解作者为什么这样写。设身处地了解文本的表面和潜在的内涵，这正是磨砺自己学养的机会。正如日本的山本玄绛禅师在龙泽寺讲经时所说：“一切诸经，皆不过是敲门砖，是要敲开门，唤出其中的人来，此人即是你自己。”
  这段话的禅意即是说，无论是写经、讲经、读经，关键是你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例如在讲授、研究泰戈尔作品时，传统的做法是先讲他的一般创作，然后再讲代表作。在讲小说代表作《戈拉》时，我尽量将研究《戈拉》的文献材料都找到，经过思考后，提出了“泰戈尔文学”的概念，指出“泰戈尔文学”在形成过程中，其核心是“世界主义”的观点。《戈拉》是泰戈尔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思想转变的作品。他深知西方文化的种种弊端，所以他站在维护印度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反对接受西方文化中不适合印度发展的成分。将《戈拉》中的同名主人公与世界主义思想联系在一起，理论分析增强，思想深度加深。阅读分析作品之后就达到了敲开了门，“唤出其中的人来，此人即是你自己”的研究效果。
  东方文学研究方法是多样化的，除上述而外，还可以将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同中之异、异中之同”研究进一步理论化，即探讨同一性与差异性时可形成主题学、题材学的研究实践。利用理性思考与感悟体会结合时的范式，进行类型学、文类学的研究等。这些都不失为东方文学研究的另一途径。但是从根本上说，东方文学研究和其他文学研究一样，首先是要解决研究目的问题，即学术研究要尽量剔除功利性目的，尤其是个人名利等功利性目的。不进行科学研究的大学教师肯定不是一个好教师，因为教学内容必有前沿性、学术性，没有理论深度和哲理思考，犹如白开水。学术研究的目的，决定了研究者的态度，在研究过程中，要始终保持学者型的求真求实的、老老实实的态度，不哗众取宠，不搞五花八门的“流行色”，不通过任何手段使用第二手材料。学术研究不能凭灵感，不要在学术研究中加入主观臆测，要以科学的实证性说明观点，言必有据。形成扎实、守正、自觉的学术风气。在东方文学研究中不断地阐幽探微、钩深致远，不断发现与运用新的文献材料，发前人之未发，以达到理论创新的目的。东方文学研究必然会取得更多、更大、更新的学术成果。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名家讲堂》前言王向远1

自序1


总体文学篇


东方文学研究方法论刍议

传承与超越

——以东方话语研究东方

东方面具文化与戏剧美学

东方文学学科史的新开拓

《中国东方文学翻译史》绪论

《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亚非诸国文学卷》导论

东方戏剧美学——陌生的世界

《东方文学交流史》导言

东方戏剧叙事的研究方略

东方比较文学研究刍议

东方比较文学研究之我见


文学交流篇


中蒙文化文学关系述略

禅与朝鲜——韩国汉诗

朝鲜戏剧艺术与中国文化

黎萨尔与20世纪中国文坛

中越神话比较谈

文化传播中的中越诗缘

邓台梅与中国文学

中阿跨文化接触的足音

《一千零一夜》与中国文学的共鸣

“杜兰铎”的影响与接受

中伊文学交流史断想

中国土耳其文学交流史一瞥


作家作品篇


普拉姆•迪亚作品的反殖民主义倾向

伊克巴尔文学与伊斯兰精神

近现代阿拉伯文论概貌

《列王纪》父子相残主题探得

从文本到艺术——印象图兰朵

玛卡梅：从艺术到文学

真实与荒诞的变奏曲

——赫达亚特小说的美学意蕴

旅美派作家流散写作的美学特征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