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学（第十九辑）》：
从叙事的角度看，“顾”有两个明显的作用。一是在文中形成一定的停顿，这不仅是语义和语气上的，同时也是叙事上的。写到“顾”，就到了定格的画面，自然叙事的节奏也随之停顿，起调节叙事节奏、控制叙事进程、丰富表达效果的作用。二是使诗文由客观叙事转入主观叙事。一般行路诗的程序是先客观地写行路的过程和经历，而后转入游子心怀的抒写，而将二者联系起来的正是“顾”。“顾”是主观性和客观性兼具的字，从客观来讲是一个还视的动作，从主观来讲则是还视的所见与所感，这就使外在动作与内心情绪得到联系，自然地引发主观叙述甚至转向抒情，“顾瞻情感切，恻怆心哀伤”（枣据《杂诗》）正是一个极佳的体现。
从“顾”到“回首”，从“回首”到“望”，再到用以表现还视、远望的其他字句，其目的都在于表现行路人在路途中的各种情绪，基本上是一致的。这些词语在行路诗中出现的频率极高，回首顾望，极目远眺，都是行路人在路上最普通的举动。长路漫漫，向后看是过往，向前看是未知，行路人就处在两个端点之间的路上。不论是前瞻还是反顾，是留恋还是迷茫，都是行旅之情自然的抒发。
七、余论
以上所列六点，都是先唐与行路有关的诗作中较常见的固定句式和固定用法，可见当时的人对行路主题已十分关注。行路所引起的情感在文学史中也有一定的延续性，大多表现为向慕远行与厌畏远行的心理矛盾。远行之人，通常有三类，一为兵卒，二为求仙者，三为士。兵卒在服役之前是农民，与土地不可分割，安土重迁的心理使当兵远行成为深切的痛苦。求仙者虽有理想的支撑，却也流离失所。而诗文多出于士，士是“古代贵族阶级中最低的一个集团，而此集团中之最低的一层（所谓‘下士’），则与庶人相衔接”。士所处的独特地位，使其既受庶人的苦难，又能将苦难通过所受的教育转化为文学作品。他们背井离乡，游学求仕，追求功名利禄，渴望跻身于上流社会。但幸运者只是其中少数，更多的人流离他乡，有家难回，士的悲哀正在于此。不仅是汉，魏晋南北朝的士对于这一点更有深刻的感触，这些感触被文人创作记录下来，即今日所见的行路诗。行路人交通心理的复杂性，正是与古代“交通事业既得到空前发展又受到多重限制的状况相一致的”。
行路诗中数个固定句式的出现，与当时人们的交通意识和对行旅的高度关注有关，但同时也可能是行文的程式，是为了满足叙事的特定要求而采取的措施。中国早期的古典诗歌的范围极其有限，它们之间共用一些常见的主题，因此不同的诗作会有似曾相识之感。“一系列主题的组合可能会形成一个叙事”，通过主题编织起来的叙事是树状的，“一些主题似乎很容易引出其它的主题；有时在某个特别的转折点，诗歌可以沿不同的方向进行下去——这些是相邻的主题‘地域’。有些主题则永远不会相互交汇”。由于主题之间的关联性大体固定，在某一类题材的诗作中所使用的主题也相对稳定，昼夜更替、山川阻远、路途艰险、思念远人等主题就成了行路诗固有的一部分，构成大体的框架。但在呈线性形态的诗歌中，如何将这些主题结构起来，如何安排顺序，就成了问题。在以上所列六点中的四个固定句式里，各个句式在诗作中所处的位置很灵活，但其在叙事结构上的作用相对稳定，即这些句式控制诗歌的走向。套式的运用久而久之形成了惯性，“序列，无论是话题还是字词的序列，常常具有一种惯性，超越了诗歌内容，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推动诗歌内容的发展”。这些句式可视为一类的话题，亦可称之为“程序语”，“就是在固定的位置使用特定的词语表达大体相同的语义内容的句式”，即具有结构功能的套式，“程序语”的名称强调它在行文中的程序作用。虽有各种变体的存在，归结起来仍可以看出明显的程序语的痕迹。这些程序语，构成了一个诗歌材料系统，“这个诗歌系统有其重复出现的主题，相对稳定的段落和句式，以及它特有的描写步骤”。先唐诗歌对于程序语和诗歌材料系统的依赖性较强，面目也较单一，直至魏晋时文人的自觉创作才扭转了这一局面，极大地扩张了古典诗歌的范围，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虽然对程序语的运用仍有沿袭，但是出于结构的需要会进行主动的选择，而非进行被动的拼合。另外，固定句式与音乐之间的关系亦不可忽视。先唐诗歌与音乐联系紧密，口头的歌唱使文本的形态变得极不稳定，具有主观的成分。诗歌材料库的存在是合理的，但同时，歌唱艺人不可能熟悉前代的所有素材，只对一些常用的意象比较熟悉，运用的水准也取决于艺人自身的文化水平。在选用材料时，所处的场合、艺人本身的喜好、艺人所知范本的面貌，都会对文本的建构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些固定句式可能是与固定曲调相结合的，而固定曲调又适用于特定的场合，导致在歌唱时将定式带入，成为传统。这与对前人诗句的化用不同，不一定隐含典故，而是更注重形式层面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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