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随着清廷文网的日益高涨，这样的情感抒泻愈显繁晦隐约了，清初骈文大家陈维崧的作品就印证了这一点。今人黄裳先生在读了陈维崧的《金陵览古序》一文后，提醒世人：“陈其年写的是他所拿手的骈体文，全篇之中几乎全用金陵的历史故事组成，但事事都切合着现实，起了很不平常的效果。这是表达一种难言之隐的特定巧妙方式，不应当作一篇美丽的四六文空空放过。”这也正是陈维崧自己所追求的一种效果，他在《四六金针》中就这样说过：“截剪事意有深长而非片言所可明白者，于是作者取古人事意与此相似者，点出处数字，而以今事串入，便尔成联。使人闻之不可尽言之深意朗然可见于言外，此四六之妙用也。”面对一次次的文化检查，“问君辞赋何所携，却道从前尽陈迹！”惠氏与陈维崧交游甚深，颇知其心曲，诗中以问代答的形式直道出了骈文家的内心隐密。这些惊心动魄的感情波澜就在逼仄的文化生态中得到了一处舒展的心灵空间。
这样利用骈文大量用典，铺锦列绣中“指事类情”的文体特点，在“缠复缴绕，转笔引事”中，既达到“大抵自全之术，晦其迹，秽其形”之目的，又复开启了一个隐藏的历史视角和情感展示窗口，它将历史事件从其具体的背景中抽离而出，更强化其内在的精神内蕴，这样对历史的建构和陈述的本身，往往也是现时生存状况和情感状态的一种回身投射。时至乾嘉，这种藉由“呈现自我”，进而达到知识层集体记忆的共享，与天下更多的士子产生更多情感层面上的认同，正如吴兴华先生所说：“中国古典作家征引六经、四史、诸子，不能说是搜奇猎异，因为那些都是现成的促成交流共鸣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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