褒贬并生的中国形象在英诗中并不少见，具体来说，中国形象的这种转换轨迹，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高度暗合。
一是世界的科技、经济与社会管理的引导权从中国转向西方之时，也即中国所谓的康乾盛世，一个封建帝国的最后荣景走向没落，而西方经过文艺复兴的思想启蒙之后，慢慢取得了世界发展的“油门”控制权，它是一个逐渐引领世界极速前行的“东西交替”时期。
二是“一战”至“二战”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在将近百年的蹂躏践踏之后，已经极度自卑与绝望，虽然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等试图把中国从亡国灭种的边缘拯救过来，可中国走向衰落的迹象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相反，那个时候的中国却陷于四分五裂、国将不国的历史困境。西方人看到了这点，中国人更是感同身受，在中国形象没有发生内在的根本改变时，希望西方的中国形象发生根本的转向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英诗中国形象也不例外，除非发生奇迹。而这个奇迹还真发生了，那就是“一战”与“二战”的爆发，世界经济政治矛盾重重，以至于不得不通过战争来重构世界的秩序，而中国刚好选择站在了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协约国和同盟国的阵营，使得中国的国家质量在没有得到本质提高的前提下，在积贫积弱的同时，国家形象从全面否定的意识形态化的阶段逐渐过渡到了褒贬并生的时期。西方中国形象的如此改变，并不是因为那时的中国发生了形象上的多大改变，而是西方完全以自己的国家意识形态，为了打击他们共同的敌人奥匈帝国及法西斯轴心国而做出的主动调整——拉中国以对抗他们共同的敌人；再者，“一战”、“二战”的残酷现实也让西方对本体文化本身产生了怀疑，于是，在英语国家的各种媒体与文化的宣传上，出现了对中国苦难的同情与文化优势的再度发掘，希望从他者的身上寻找到帮助自身走出困境的方法。体现在英诗上，则以中国古典主义思想在英语国家的大传播大发展为契机，具体来说，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思想在英诗的创作中得以模仿，尤其是以中国诗歌情景交融、意象叠嶂、“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艺术借鉴为重，英诗浪漫主义与美国意象派诗歌为其中之最。随着英诗创作手法的发展与更新，后现代主义在英诗中也得到了实质的体现，许多诗人在继承英诗传统的同时，也对传统实施了手术刀式的除旧布新，他们以中国为源泉，在英诗的母体枝杆上嫁接上了中国的艺术风格，使得英诗实现了论者眼中的后现代性，这种后现代性在一些中国诗歌学者看来，与中国古典主义诗歌有着如此的亲缘性，美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垮掉派诗人尤其热衷以老庄为代表的中国道家义理，他们把这些上千年的中国文化思想鞭辟人“诗”，成就了他们在美国诗坛，甚至世界诗坛的后现代神话，其中包括最近20年在中国大行其道的“生态诗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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