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与楚骚诗学评述密切相关的，是紧接屈原时代之后的两汉对楚骚诗学的评介。虽然从形式上说，两汉的评介（包括争议）是针对楚辞而言，发表对屈原其人及其楚辞作品的看法，但因为这些评介与看法本身，或与儒家诗学密切相关，或以儒家诗学为评陟标准，实际上所反映的也是对楚骚诗学的态度及其评介，故我们这里必须予以述及。
两汉时代对楚骚诗学最早表态的，是淮南王刘安，《汉书》载其曾撰《离骚传》，惜已失，仅存一段文字，被司马迁《史记》引用而流传至今，其中对《离骚》的评语，体现了对楚骚诗学的高度评介：“《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这段话很显然说明，在刘安看来，《离骚》既有《国风》言情不过分之优，又有《小雅》讽刺得体之长，兼备了《诗经》的两大特色，这无疑是指出了楚骚诗学“情”“志”互显的长处，肯定了楚骚诗学的特点，值得引起重视。不过，刘安完全站在传统儒家诗学立场，以《诗经》之所长作为评判标准，不免显得有些局限，但在当时条件下，也只能以儒家诗学作为评判的界河，我们今人不当苛求。
比起刘安，司马迁对楚骚诗学的评介更高更切中肯綮，他不仅在《屈原列传》中直接引用了刘安的评语——这本身即说明了司马迁对屈原与楚辞的高度肯定，更重要的是，他点明了屈原创作《离骚》等作品乃因“愁幽思”而下笔——“盖白怨生也”，这也即屈原在《惜诵》中所谓的“发愤抒情”，它是楚骚诗学的核心内容。司马迁本人亦因遭逢不幸而“发愤著书”，从而诞生了名垂千古的伟大著作《史记》，其动因与屈原之《离骚》可谓完全一脉相承。司马迁的这一“发愤著书”说后又沿袭发展成了后世的“不平则鸣”说，在中国诗学史和中国文学史上成了很重要的文学（诗歌）产生动因说，它既符合文学（诗歌）的本质，又点明了作者创作的原因，影响很大。
不过，西汉时代对屈原与楚骚诗学也有持亦褒亦贬态度的——扬雄是个代表。《法言·吾子》中，扬雄将赋家分为两类：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他认为前者“丽以则”，后者“丽以淫”，而屈原属于诗人之列，可见扬雄对屈原的推崇，同时，这实际上也反映了屈原作品在文体形式过渡过程中的承启意义——它具有“丽以则”的特征。同文中，扬雄又称道屈原“或问屈原智否？日如玉如莹，爰变丹青，如其智，如其智”。说明他是褒扬屈原的，但《汉书·扬雄传》记载，扬雄一方面认为屈原文过司马相如，“因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尚不流涕也”。另一方面又觉得“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对屈原颇有微词，遂反《离骚》意而作《反离骚》（及《广骚》《畔牢愁》等），同时对楚骚的浪漫特色非议，以为“过以浮”，“过浮者蹈云天”。当然，对《反离骚》等作品，我们应作具体分析，扬雄的模拟作品所模拟之对象，在当时均为儒家经典之作——由《易》而作《太玄》，由《论语》而作《法言》，等等，因而《反离骚》的问世，一定程度上也应该说反映了他对《离骚》的推崇——将其置于儒家经典之列，只是他不愿接受屈原的行事方式和处世态度，故而有意要“反”之，这表明了扬雄对楚骚诗学——“发愤抒情”说的不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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