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北欧与中国之间的精神连接,主体性是叶隽的关注所在。书中描述的,一方面是“授”者在欧陆的生成,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受”者的复杂情况。这两者为历史隔断,远在天边,近在咫尺,叶隽在全球“文化圈”的格局中探寻“异质”文化的关键功能,最终强调的是世界人文的价值共享。他发现,比起荷马、但丁、莎士比亚等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易卜生不见得那么显赫,但他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与思想史的亲密关系,则有过之。世界文学的发展与传播固然离不开地缘政治,但与国力强盛不一定成正比,其影响更取决于精神与美学的内涵。在叶隽对于“北欧精神”及其中国接受的诠释中处处可见中心与边缘、政治与美学之间的张力,如他指出:“世界走向文化大同之路,恐怕未必仅应以政治国家或强势权力为标志,而是需要考虑文化多元与求和原则。相比较德国文化圈的相对强势,北欧因其政治分属多国,现实场域内的文化圈取势不强,但并不意味着它本身不具备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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