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女性作家超性别意识小说研究》：
在此关于新时期文学的概念包含了“文革”后到20世纪末的文学。如果从20世纪文学史的发展趋向来考察“文革”后20年的文学，应该说，1978——2000年的文学是非常辉煌也非常重要的。倘若根据文学自身规律的演变来划分文学史分期，中国20世纪文学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00——1937）；第二阶段（1937——1976）；第三阶段（1978——2000）。经过第一阶段从“五四”新文学传统和第二阶段从抗日战争中逐渐形成的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的经验教训，到了“文革”后的新时期，中国文学走向了一个新的创作高峰。2000年以后的新世纪文学基本上延续了这一阶段的文学特征。《浮出历史地表》一书中写道：“性别历史传统及经验的匮乏，曾是中国女性成为性别主体道路上不可逾越的结构性的空白，即使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社会上实行‘男女平等，同工同酬’，但在文学上，表现女性性别意识，自我意识成长的作家或作品，几乎仍然是空白。” 在中国历史上，写作自古以来是男人的专利，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中国女性提供了“浮出历史地表”的机会。女性写作不仅是反叛封建传统和男权中心主义的有效方式，也是女性独立、自立的最佳途径之一，而丁玲的写作不但有别于男性作家，也与一些同时代的女性作家不同，在她的创作中带有鲜明的时代女性印记和另类书写的特征。丁玲是20世纪最早写出了女性性爱心理和女性肉体觉醒的女作家。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丁玲通过对女主人公身心感受和内心世界的细腻描绘，大胆而又另类地展示了时代女性的肉体觉醒、性爱心理和对男性中心主义婚恋观的挑战，表现出时代女性在性爱问题上的觉醒和对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的婚恋心态的质疑与反叛。
在新时期的文学发展史上，小说始终是最具活力和创意的文学样式。当文学在“文革”的休眠状态中苏醒来时，使小说担负起其先锋和启蒙使命。在1980年前后，“伤痕”“反思”“改革”三种小说潮流接踵而至，不仅以其浩大的声势构成了新时期小说创作的第一波峰期，还以其风靡全国的“轰动效应”开创了新时期文学最初的辉煌。这些小说，有刘心武的《班主任》《伤痕》《人到中年》《乔厂长上任记》《大墙下的红玉兰》等，作品立足那一时代的政治需要，以其“真实”的叙事话语和启蒙精神，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社会政治实践进行了文学上的清障工作。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在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任何一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文学人”，都会记忆犹新。“文革”所造成的文化沙漠现象，使读者饥不择食有着迫切的要求，渴望缓解心灵，以及共同度过的艰难岁月时能够产生相互问心有所通的共鸣，是读者关注的主要原因。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焦点的转移，小说创作的第一波峰便在不自觉中退潮了。
然而在第一个浪潮开始退却的时候，新时期小说的另一股浪潮正在酝酿，并在1985年前后迅速崛起，主要是以韩少功、阿城、郑万隆为代表的“寻根小说”和刘索拉、徐星、残雪等人为代表的“现代派小说”。这些小说的出现，突破了前一时期小说仅在社会政治层面上进行启蒙的话语传统，在民族文化、历史积淀和深层人性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开拓。无论是“寻根小说”对于原始生命力张扬和民族劣根性的批判，还是“现代派小说”对于非理性生命体验的书写，都表现出强烈的人文激情与人性深度，其对传统现实主义独尊地位挑战的超越意向十分明显。而在艺术表现上，“寻根小说”和“现代派小说”也产生了异常重要的文学史意义。无论是前者对小说写作深邃的历史文化观照和整体象征的艺术思维方式的取得，还是后者对西方现代小说技巧的借鉴和创新，都是对拘囿于社会写实这单一反映生活方式的突破与超越。正是由于这种反叛式行为的出现，新时期小说的多元局面从此正式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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