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取人之路盖多矣”（《新唐书·选举志》）。门阀制瓦解，科举制推行，普遍助长了士人的进取意识。科举之外，朝廷又一再下诏征召各方面的人才，“无隔士庶，具以名闻”。强调对才士予以破格推荐。盛唐赠酬诗中，被称“征君”者出现频率之高，亦足以见当时征辟之频繁。李白在蜀中，还很年轻，已有“州举有道不应”之事，益州长史苏颞又在《荐西蜀人才疏》中称“赵蕤术数，李白文章”。开元政治这么早就通过它敏锐的触角发现了李白，决非单方面由于李白的天才。蜀中之荐，李白曾举以自炫。说明尽管不应，荐举也仍然有其刺激鼓舞作用。李白“耻预常科”，追求皇帝的直接召聘，与早年受荐举的影响，应该是有联系的。
唐代皇族推尊老子为始祖，道教在唐代政治色彩极浓。道与儒本有出世与人世之别，但道家在唐代却常常以特殊的方式人世。出入于宫廷的道士是一种①，辅佐过肃、代、德三朝的李泌又是一种。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把道与儒相结合，用道家的外衣和术数，推行儒家的政治。李白好道且又热心政治，显然应从唐代道教与政治关系密切的背景上去考察它的根源。并且道教的哲学与他的实际政治追求相结合，又使李白的从政，带有浓厚的自由色彩：“功成身退”——既要实现用世之志，又要最终完成归隐之愿。“岁星人汉年，方朔见明主”（《书怀赠南陵常赞府》），李白还常自比东方朔，东方朔在传说中经过道教神话的改妆，成为游戏宫廷、暂伴汉皇、终归天上的“岁星”。在李白的心目中，即使不能为帝王师友，至少也要能以东方朔式的轻松自由的态度事君。这些想法，与道家的事君方式是相通的。
唐前期用兵四夷，边疆广阔的用武之地以及种种富于传奇性的军事政治斗争，在其时具有极大的魅力。李白喜游侠，歌从军，起过“不然拂剑起，沙漠收奇勋”（《赠何七判官昌浩》）的念头，他的伴以迫切行动要求的宏大理想，与唐前期辉煌的军事业绩的鼓舞有关。
影响于李白的现实政治诸因素，对杜甫当然也起过作用。杜甫也有浪漫、富于幻想的一面。但论主导倾向，对于杜甫有更深刻意义的，还是唐前期政治中扎实稳健的一面。从唐太宗时的房玄龄、杜如晦，武后时的狄仁杰、娄师德，到玄宗时的姚崇、宋璟、张九龄所代表的，正是一条注重教化、注重吏治、注重人民生活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所努力促进并留给后世的样板即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杜甫于自己的理想，一则日，“窃比稷与契”；再则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看上去似乎离现实也很远，但如果结合杜甫更多的作品去理解，他所向往的，不过是借用上古三代之名，而实质却是略加理想化的贞观、开元之治。《有事于南郊赋》称颂玄宗云：“（陛下）炉之以仁义，锻之以贤哲。联祖宗之耿光，卷夷狄之飘撇。盖九五之后，人人自以遭唐、虞；四十年来，家家自以为（逢？）稷、契。”这里等于给《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类诗中“尧舜”、“稷契”提供了注脚。原来玄宗在行仁义、任贤哲的时候，也就等于尧舜，能够辅佐玄宗致国家于治世的臣子，也就同于稷契。《忆昔》诗把开元时代作为“全盛日”歌颂，一则向往其公私富足：“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再则向往其风俗淳厚：“百馀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此外，杜甫还一再感叹：“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武德开元初，苍生难重攀。”说明杜甫理想的治世，实即贞观和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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