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作家、学者。一九四六年八月生，浙江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被推举为当时中国内地zui年轻的高校校长，并出任上海市中文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兼艺术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曾获“国家ji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十大高教精英”“中国zui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等荣誉称号。自本世纪初年开始，他赴美国国会图书馆、联合国总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处演讲中国文化，反响巨大。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颁授成立“余秋雨大师工作室”，中国艺术研究院设立“秋雨书院”。现任上海图书馆理事长。

余秋雨在文学、学术、文化、史论等各方面均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的作品，长期位居全球华文书排行榜前列。仅在台湾一地，就囊括了白金作家奖、桂冠文学家奖、金石堂zui有影响力书奖等一系列重大奖项。《文化苦旅》出版30年畅销千万册，据中国邮电部统计，《文化苦旅》是每年国内的家长寄给在外求学的孩子的图书中zui多的作品。他凭借着考察和研究的宏大资源，投入对中国文脉、中国美学、中国人格的系统著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大学、《中华英才》杂志等机构一再为他颁奖，表彰他“把深入研究、亲临考察、有效传播三方面合于一体”，是“文采、学问、哲思、演讲皆臻高位的当代巨匠”。

本书是余秋雨先生面向普通公众讲授的中国文化通识课。

中国文化一直是余秋雨先生研究、写作的主线，数十年来他独立完成了从空间、时间、人格、美学等维度梳理中国文化的工作。如果说成为几代人传统文化启蒙读本的《文化苦旅》是开端，那么《中国文化课》就是总结。

在书中，余秋雨先生从多个维度探讨中国文化的内涵，通过“以心带史”的感性方式激活远去的历史，以中外对照的全球视野反思中国文化，真正做到在普及的基础上突破了常识性和常规化。在书中，他讲解50余位改变中国的文化人物，解读20余部铸就民族性格的原典著作；追索数千年文化史，确认中国文化的世界身份；放眼四大古文明，反思中国文化的利弊得失；开列记忆篇目，释译经典文本；将中国的历史、文学、美学、哲学、宗教等跨越时空的精神财富共享给读者。

余秋雨先生把唐宋八大家所建立的散文尊严又一次唤醒了。或者说，他重铸了唐宋八大家诗化地思索天下的灵魂。

——白先勇

余秋雨的有关文化研究蹈大方，出新裁。他无疑拓展了当今文学的天空，贡献巨大。这样的人才百年难得，历史将会敬重。

——贾平凹

北京有年轻人为了调侃我，说浙江人不会写文章。就算我不会，但浙江人里还有鲁迅和余秋雨。

——金庸

中国散文，在朱自清和钱锺书之后，出了余秋雨。

——余光中

余秋雨先生每次到台湾演讲，都在社会上激发起新一波的人文省思。海内外的中国人，都变成了余先生诠释中华文化的读者与听众。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荣誉教授 高希均

余秋雨先生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功不可没。他三次来美国演讲，无论是在联合国的国际舞台，还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或国会图书馆的学术舞台，都为中国了解世界，世界了解中国搭建了新的桥梁。他当之无愧是引领读者泛舟世界文明长河的引路人。

——联合国中文教学组前组长 何勇

第14讲 一副目光和一把凿子

我在前面说过，秦王朝为中国文化打下了一个长久的底盘，汉王朝为中国文化树立了一个长久的框架，除此之外，还有一副长久的目光。现在，我们就要对视那副长久的目光了。

任何杰出人士都有自己的目光，有的目光还相当锐利和深刻。但是，有没有一副目光，成了整个民族数千年的共同目光？这几乎没有可能，但在中国文化史上却有一副，那就是司马迁的目光。

司马迁的著作《史记》成了以后全部“二十四”史的“母本”，他的目光也成了几千年间所有历史学家目光的“母本”，代代延续。正是这代代延续的目光，使全部历史获得了比较近似的精神价值归向，进入了上下相通的文化传承系统。这便使复杂的历史更“中国”，也更“文化”了。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司马迁让所有的中国人成了“历史中人”。他使历朝历代所有的王侯将相、游侠商贾、文人墨客在做每一件大事的时候都会想到悬在他们身后的那支巨大史笔。

很多年前，我为北京大学各系学生讲授中国文化史，曾把不少篇幅留给了司马迁，当年听课的学生们可能还记得吧。

我当时说：

中国出版过一套考究的二十四史，装在一排檀香木的书柜里。

书柜上有很多小门，门上用隶书雕刻着每一个朝代的名称。于是，一场场烽火狼烟，一次次改朝换代，全部封进了文化的檀香木里，不再堂皇，只有安顿。但是突然，像被秋天的凉水浇了一般，我们看到一排排书柜的最后，站着一个脸色苍白、身体衰弱的男人。

汉王朝拥有司马迁，又残害了司马迁。结果，在浩荡历史面前，汉王朝既因他而骄傲，又因他而羞愧。骄傲，可骄傲到雄视百代；羞愧，可羞愧到无脸见人。

司马迁的悲惨遭遇，在历史书里都能看到，我就不细说了。我只想表达内心的一种隐痛，那就是：这个人给了中国人一副长久的目光，而我们的目光却不敢在他身上停留太久。他的忍受，让我们难以忍受。

这让我想起一件事。前些日子，我正好在编写《古典今译》一书，原因是最近几年端午节纪念屈原，很多年轻人喜欢朗诵我翻译的《离骚》，因此出版家们希望我再译一些篇目。我立即想到，篇目再少也要加一篇司马迁的自述《报任安书》。为了这篇文章，我还专门做了说明：

这次选译的《报任安书》，是他在《史记》之外的一篇自述。请想想看，一位即将完成历史上最伟大史学工程的旷世学者，竟然因一番温和的言论承受了人类最屈辱的阉割之刑。他没有自尽，只因为无法放弃那个最伟大的工程。他要把这种内心隐情讲给一个人听，而这个人又即将被处以死刑。因此，这是一封从一个地狱之门寄向另一个地狱之门的奇特书信。今后几千年中国人最重要的历史课本，就在这两个地狱间产生。这里边蕴藏着多么巨大的人格力量，简直难以估量。

记得我在前面说过，不管秦始皇做了多少大好事，“焚书坑儒”是一件永远翻不了案的大坏事。同样，不管汉武帝做了多少大好事，残害司马迁也是一件永远翻不了案的大坏事。

说了司马迁，还是要回到他的时代，那个让汉民族和汉文化都认祖归宗、扬眉吐气的时代。

汉武帝又在做好事了。为了借助外力一起对付匈奴，他希望中国与域外沟通。这是一个军事、政治课题，但说到底，还是文化课题。他派出的使者张骞，担负的任务很多，但历史承认，最终还是文化使者。

在史书上，他派张骞“通西域”这件事，被称为“凿通西域”。这个“凿”字非常形象，好像是用一把凿子，一点点地去开凿原先阻挡在路上的一座座石山。工程很艰难，速度并不快，但决心很大，目标明确。

请注意，是“凿通”，而不是“打通”。用的是凿子，而不是大刀长矛。

本来，汉武帝是很能打仗的，他手下也有一大批名垂史册的将军，但他平常用兵，只是为了扫除边防的战祸。对于他所不了解的西域，他放下了刀剑，拿起了凿子。

这种和平主义的思路，带来了和平主义的结果。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他一凿子、一凿子凿通的是丝绸之路。

六年前，我在甘肃兰州召开的一个国际论坛上演讲，说丝绸之路是人类文明的第一通道。当时很多人听了有点儿不习惯，因为按照世界历史的传统观念，人类文明的第一通道应该是地中海。但是，我解释，丝绸之路与地中海通道的最大区别，是以和平为主调，还是以战争为主调，因为我们说的是“文明第一通道”。这几年，从国外出版的一些著作中得知，不少西方学者的观点也变了。

汉武帝有能力远征他国而不远征，这使他与世界上其他帝国的君主划出了明显的界限。

只要稍稍了解世界史的朋友都知道，早在汉武帝之前，亚洲、欧洲、非洲的那些帝国，都已经一次次打得昏天黑地。远征，已经成为一个帝国、一个帝王的最高荣誉所在。远征的目的，是要打败另一个帝国，俘虏它的臣民，消灭它的文化。这种事，汉武帝不做，后来的皇帝也不做。正是这种传统，验证了中国文化的一大本性，那就是我十几年前在联合国世界文化大会上演讲时所论述的“非侵略本性”。

因为讲到了汉武帝派张骞“凿通西域”，我想到了一件有趣的往事。

在二十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我考察人类古文明遗址到了波斯帝国的故地——伊朗。德黑兰早就计划修建地铁，但由于两伊战争，工程停了。战争结束后，工程也进展缓慢，当地民众贴出大标语，用波斯帝国公元前六世纪居鲁士大帝的口气问：“德黑兰地铁，怎么到今天还没有凿通呀？”把老祖宗一抬出来，政府急了，赶紧在国际上招标，中标的是中国。

我到时，很多中国工人在那里挖凿隧道。他们从传媒上知道我要来，就派人到旅馆来邀请我去演讲。我参观了他们的工程，就在演讲中讲到了汉武帝派张骞“凿通西域”的历史。我说，第一凿起自汉代，现在，汉代的凿子交到了你们手上。

我还说，我们过去总喜欢讲战争的故事，为什么不多讲讲凿通的故事呢？战争，很可能是在破坏文化，而凿通，却一定有利于文化。因为文化的本义就是“凿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