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是疾病与医生的战场。这场战争有开场，有中场，却没有收场；换言之，医学史并不是个简单的故事，并不只是一连串胜利铺成的进步大道。潘多拉的盒子或《旧约?创世记》里人类堕落的故事，都暗示我们：疾疫、疫疠与不可避免的天灾不同，大多是人类自作自受。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大疫源自社会，疾病一向是社会产物，过去是，未来也是，与疾病对抗的医学更是。文明不仅滋生精神官能症，也滋生疾病。
人类学家告诉我们，大约六百万年以前，第一个猿人，也就是人类的始祖，在非洲出现。他们额头低、颚骨大、脑子与黑猩猩一样大。四百万年之后，以直立体态行走、脑量开始增长的直立人祖先演化出来了。他们使用石器，可能已有生火的技术。一百八十万年前，这群杂食性的人走出非洲，散布到欧亚大陆上。大约十五万年前，他们有一支演化成“智人”──我们的直接祖先。
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族群，生活在艰苦又危险的环境里，寿命很短。然而，他们却不受大疫侵扰，不像他们的后代子孙，生活在受大疫蹂躏的社会里。他们与非洲南部卡拉哈里沙漠里的布须曼人有些类似，生活在小而散居的社群里，没有固定的居住地。想来他们从来不曾遭遇过传染病（天花、麻疹、流感之类的疾病），因为在密集的人群中，微生物病原才能找到足够的感染对象，或者潜伏，或者造成流行病。散居的狩猎采集族群，也不会在一个地方待很久，因此不会污染水源，或遗留大量的污秽物，吸引散播疾病的昆虫。最重要的是，他们缺乏家畜。在人类历史上，家畜的角色可说一言难尽：家畜是创造文明的基础，但是它们也是传染病的温床，有时造成重大的人命损失。
人类生养众多，以地球为殖民地，自己也成了病原的殖民地。病原包括肠道寄生虫，例如吸虫、绦虫、蛔虫，与寄生昆虫，如跳蚤、虱子；还有微生物，例如细菌、病毒、原生生物，它们的繁殖速率极高，能在宿主体内制造严重病情，好在幸存者的免疫系统因而捉摸出对付它们的办法，不仅他们自身有了保障，还为全人类提供了一线希望。这些微生物敌人与人类陷入了演化竞争，难以自拔。这种竞争的特征是，没有最终的赢家或输家，只有不稳定的共存。
人类发源于非洲，走出非洲后，先在亚洲与南欧的温暖地区生活，然后再向北方迁移。直到一万两千年至一万年前，冰河时代（更新世）结束了，人类都过着不定居的生活。猎物枯竭后，加上再也没有大片无人地带了，人类迫于人口压力，只好耕作土地。不耕作就完蛋，没有其他办法。
民以食为天，人类以试错法学会利用自然资源，种植自己的食物。他们将野草培育成谷类——小麦、大麦、稻米、玉米等，同时将狗、牛、绵羊、山羊、猪、马驯化，还有鸡、鸭、鹅等家禽。也不过几千年，石器时代的猎人已转变成牧人与农人，有能力支配农牧业不够先进的邻近社群了。人类通过了第一个生存考验。
人类掌握了畜牧与农耕的技术之后，社群中的人口数就能够不断扩增。开荒、收割，以及后续的食物处理，都是劳力密集的工作，需要更多人手，而农牧生产足以供应他们。这些发展最后导致更有组织、更永久性的小区（村庄、城镇、都市），它们有君长、法律、社会阶层，然后还有法庭与官员。在其他行业与职位中，治疗疾病的专家出现了。
虽然农业使人类逃出了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生之者众，食之者寡），可是也释出了新的危险：传染病。一向只在野生动物身上蕃息的病原，经过长而复杂的演化过程，转变成能够感染人的病原；原来的动物疾病，跳越了物种界限，成为人类疾病。这种演化适应造成的结果是，现在由微生物引起的人犬共患疾病，超过六十种，而人与其他家畜、家禽的共患疾病，只比这个数字少一些而已。
在新石器时代，牛已在人类病原库中添加了结核杆菌、天花病毒，以及其他病毒。猪与雁鸭传递了流感病毒，马带来了鼻病毒。麻疹是牛瘟（犬热病）病原从牛与家犬转进到人身上的结果。最近的一个例子是疯牛病危机，家畜的疯牛病（BSE）与人类的克雅病（CJD）同源。经营农场的人贪婪又马虎，会促成更多动物病原跳跃到人身上，制造新的疾病。
在其他方面，人也相当脆弱。农场和家屋里的家畜、小动物（如老鼠、蟑螂），会散布沙门杆菌和其他细菌；它们的粪便会污染家庭用水，传播小儿麻痹症、霍乱、伤寒、肝炎、百日咳、白喉；谷仓则会受细菌、有毒真菌、鼠类排遗与昆虫污染。简言之，人定居后，也招揽了疾病上门定居。
同时，蠕虫成了人体内的永久居民。蛔虫是寄生性线虫，专门寄生人体的蛔虫也许是猪蛔虫演化出来的，会导致下痢与营养不良。其他的蠕虫也在人的肠道定居，例如钩虫。寄生在淋巴系统中的丝虫导致象皮病，而造成河盲症的丝虫则寄生在皮下组织。农业只要依赖灌溉，不管它在哪儿生根，都在当地造成严重的地方病，例如中东的两河流域、埃及、印度、华南。水田里藏有许多寄生虫，能进入赤脚农夫的血管，引起疾病，例如血吸虫。
就这样，永久性的人类小区为蟑螂、鼠类、寄生虫等生物创造了最佳的生存与繁衍机会。此外，农业使人类过度依赖富含淀粉的单一作物，它们往往缺乏蛋白质、维生素与矿物质，例如玉米。发育不良的人更容易生病，营养不良也会导致各种疾病，例如缺乏维生素B3（烟酸）就会生糙皮病，缺乏维生素C引起坏血病，缺乏蛋白质与热量会使身体羸弱不堪。在非洲，严重的营养不良是新生儿与儿童死亡的主因之一，例如蛋白质缺乏症（Kwashiorkor）。从居无定所的生活形态转型到新石器时代的定居聚落，人类的健康情况就恶化了，传染病更多，生命力衰退。连身高都受影响，人类变矮了。
定居生活还招来了疟疾。直到现在，居住在气候温暖地区的人仍受疟疾威胁，随着大气不断暖化，它可能会散布到更广大的区域里。 首先，在非洲下撒哈拉地区，化森林为农场的行动，产生了温暖的水洞与犁沟，它们都是蚊子繁殖的理想环境。疟疾的症状，古希腊人很熟悉，但是，直到1900年左右，我们才知道病因，因为那时热带医学已经证明疟疾的症状是由疟原虫造成的，而疟原虫是疟蚊传播的。疟蚊叮咬人的皮肤吸血，疟原虫因而进入人体血管，随血流进入肝脏，疟疾发病前一两个星期（所谓“潜伏期”），它们就在那里繁殖。等到疟原虫回到血流中，首先攻击的就是红细胞，红细胞大量破坏，造成剧冷剧热交替反复的症状。
疟疾紧盯着农业社群不放，从非洲扩散到近东、中东、地中海地区。印度与华南沿海地带，也难逃它的诅咒。到了16世纪，欧洲人将疟疾带到了新世界。
拥挤的定居社群制造了大量废物与污物，培育了横行的传染病，可是人类的雄心与不安分的精力，使社群继续扩张下去，才不管生活在其中对身体健康多么有害。人越多，滋生的疾病越多，三不五时就有大疫流行，它们只会暂时消歇，从不消灭。在农业出现之前，全球人口大约有500万左右；到了公元前500年，雅典的黄金时代（也就是孔子在世时），已膨胀到1亿，到了公元2世纪，也就是张仲景、华佗时代，人口翻了一倍；公元2000年，全球人口达60.8亿，估计21世纪结束时，这个数字会增加一倍。
现在，人口压力已造成广泛的匮乏与粮食不足，再度成为人类的主要问题。但是，营养不良也好、寄生虫也好、大疫也好，人类从来不是只能坐待疾病侵袭，束手无策。大疫的幸存者，身体里会有一些抗体；最后，由于天择，人的免疫系统变得越来越精密，使人能够与微生物病原和平共存。婴儿通过胎盘与母乳，可以获得一些母亲的免疫力；还有基因盾，可以保护身体不受病原的侵袭，例如身上有一个“镰刀形红细胞”基因的人，对间日疟有抵抗力，这个基因在非洲黑人族群中较多，学者认为是当地疟疾流行的结果（哪里知道，这个天赋反而使他们成为美洲农场的理想劳工）。针对致命病原，人类的适应能力因此有机会挫其锋锐。
……
展开
——理查德· 霍顿（Richard Horton），《柳叶刀》主编
波特有一种特殊的天赋，能够用令人愉悦的写法梳理庞杂的知识，并加入自己的独到见解。
——奥利弗· 萨克斯（Oliver Sacks），神经科学家、作家
这本书是一位杰出学者对一个重要话题所做的介绍，读来畅快，信息丰富。
——杰拉德· 格罗布（Gerald N. Grob, Ph.D.），罗格斯大学名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