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1956年生，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数年，然后当兵、复员，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982年获学士学位；三年后获硕士学位。1985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曾任《近代史研究》副主编，现为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著有《取静集》、《经典与人文》、《雷颐自选集》、《时空游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被延误的现代化》、《历史的裂缝》、《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逃向苍天》等，译有《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唯科学主义》、《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等。

　　《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从李鸿章一生的重要奏折和信函切入，从“为官”、“外交”和“洋务”三个方面考察了李氏一生的为人和事功；既有对其官场老谋深算和打报告艺术的精微探析，更有对衰世忠臣在大变动时代里努力有所作为、又终不能有所大为的无奈与凄凉的同情与感叹，同时那个时代的政治与社会现况，在书中也有深刻的反映。
　　《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对晚清名臣李鸿章从发迹到去世的重要奏折与信函进行了独到的解读，从中可以看出李鸿章由幕僚到封疆大吏到晚清重臣的发迹轨迹，也可以看出晚清帝国逐步崩溃的全过程。李鸿章的官场心机、政治手段，尤其是其向“中央”打报告功夫堪称一绝。可以这么说，凡是有上下级关系存在的地方，本书都值得反复研读和收藏。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近代史专家雷颐的新著《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以晚清名臣李鸿章从发迹到去世的重要奏折与信函为切入口，进行了独到的解读。表面上看，他从“为官”、“外交”和“洋务”三个方面考察了李鸿章一生的为人和事功，实际上作者在展现李鸿章由幕僚到封疆大吏到晚清重臣的发迹轨迹的同时，更向读者展现了这一幕背后，晚清帝国逐步崩溃的全过程。
　　既要做官，又要做事，但首先是自保，这才是李鸿章的立场。全书由这点出发，论及李的所作所为，尤其是对李鸿章作为改革先锋的一面大为褒扬。
　　——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获奖辞

　　痞子手段与曾李政治命运
　　——接近权力中枢的关键一跃
　　行抵直境分兵边界折
　　同治九年八月初四日（1870年8月30日）
　　奏为行抵直境，遵旨派兵分扎晋豫边界，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由潼关渡河入晋，业于七月十四日驰报在案。途次叠奉七月十八、二十等日谕旨，饬将所带各营分扎直隶边境获鹿一带，及河北彰德、山西平定等地方。臣先已檄饬郭松林武毅全军由陕洛过河，暂扎彰德、卫辉等处。周盛传所部，由韩城分起渡黄，至平阳会合齐进。兹查山西平定、直隶井陉一带山径险狭，粮草艰贵，不宜屯扎多营。因令周盛传统率马步各队暂扎平阳、洪洞等处，休养操练。臣自率亲军八营按站前进，于八月初四日行抵井陉，拟即赴获鹿暂驻，就地筹办粮运，以济军食。
　　抑臣更有陈者，钦奉密谕，现在天津之事未即决裂，若调兵信息早为洋人窥破，必致又生疑忌等因。查官军越境远役与营中出队情事不同，若朝发夕至，原可声东击西，故为不测。
　　兹由陕入直，二千余里，人马二万有奇。后路调拨饷械军火，前路筹办车马粮料，有一不备，不可行军。洋人教民布满内地，岂能处处掩人耳目。臣此次迫于六月二十八日严旨，仓猝成行，幸而天津和议可就，不至遽有战事。若稍决裂，我军远来疲乏，粮饷军火布置诸难齐备，深惧无以应敌，负咎滋重。夫用兵之道与驭夷之法，皆须虚实奇正互用。洋酋好为大言，内怯多疑，遇事专讲利害强弱。臣向在江南办理交涉棘手事件，往往兵威稍盛，彼族气焰稍减，议办亦易就绪，盖严兵卫正所以保和局也。前曾国藩奏称，因无备之故，办理过柔，寸心抱疚。臣奉命带兵赴道，何可仍以无备而往？即使调兵信息各处传闻，为洋人窥破，或转因其疑忌而中外和议可以速成，非理要挟可以裁抑。彼既挟兵船而来，似不能禁我之不调兵。彼若先开炮则先开衅，非我调兵即启衅也。况此次和议成后，中国谅非永不设备。若果认真设备，洋人亦不能毫无觉察。无论其觉察与否，疑忌与否，当先尽其在我勿予以无情无理之口实，略示以不茹不吐之风裁。目前天津之案，必为拿犯赔堂，日后自强之策，必求练兵制器。理与势两不偏废，庶与大局有裨。臣已遵旨分饬各军远扎晋豫边界，所虑一旦有警，呼应不及。愚昧之见，不敢不预为陈明。谨缮折由驿驰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一个王朝的多事之秋，像李鸿章这样为朝廷倚重的大员自然难有片刻“闲暇”。不过，这种“席不暇暖”，却往往又是得到更大权力的良机。
　　1870年2月，刚从四川处理“教案”回到武昌的李鸿章突然又接到要他到贵州督办军务的命令。在他的心目中，贵州是无足轻重之地，于是采取了拖延的办法，迟不成行。大约一个月后，由于左宗棠镇压陕西回民义军不力，朝廷又改令李鸿章前往陕西驰援。对此，李鸿章也老大不乐意，因其与左素来不合，积怨甚多，左更视西北为自己的禁脔，不容他人染指。所以，李鸿章也拖延了一段时间，直到7月才出发。没想到，到西安仅仅七天，他又得到朝廷一道紧急密谕，要他“移缓就急”、“酌带各军，克日起程，驰赴近畿一带，相机驻扎”。
　　原来，1870年6月21日（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三），天津发生了民众火烧教堂、打死法国领事丰大业（Fontanier，Henri Victor）的“天津教案”。法国公使罗淑亚（Rochechouart， Louis Jules Emilien Comtede）和英国公使威妥玛（Wade，Sir Thomas Frnacis）一同气势汹汹赶往天津与直隶总督曾国藩谈判，同时向天津海面调集军舰，战云再起。面对此种局面，清廷紧张万分，当然也要调重兵备战，于是急忙命令李鸿章前来防守京畿重地。
　　其实“天津教案”刚一爆发，李鸿章就与曾国藩信件不断，商讨对策。在六月初五日给曾国藩的信中他坦承：“津郡民情浮动，查拿议抵，即平民已不易办。若彼族归罪官绅，窒碍更多，且虑激生他变。窃恐彼毙一官而欲得一官抵之耳。”事实证明，他的所料不虚，法国首先提出的条件就是要惩办天津府县官员。对如何了结此事，李的基本观点仍如以往：“中国立意不与开衅，仍以拿犯赔银两层为结束。”他向曾国藩建议，与罗淑亚打交道“须得精通法人语言性情者为说客”，如果天津没有合适人选，他可推荐。在给曾国藩的另一封信中，他承认“此事彼直我诎，彼是我非”，所以只能认错，对“百姓愚顽”要治以刑律，对没有教化、管束百姓的官员也要“酌予惩处”。“杀人抵命，烧房抢物赔银，此外尚有何说。若要夺据地方，索赔至百数十万，总不答应。开仗与否，听客所为。”他的态度是软中有硬。他还建议曾与法国人打交道时“防备必须严密，亲军必须带往”，甚至说与洋人打交道要“参用痞子手段，不宜轻以一死塞责”。这或许是他的经验之谈。为满足法国人提出的一些条件，曾国藩和清廷决定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送交刑部治罪，一时舆论哗然。李鸿章七月初三给曾国藩的信中写道：“张光藻官声尚好，但书腐气重，洋务太生。此次下狱，京外必为鸣冤，诚恐下狱未足了事，吾师必与总署设法维持。”总之，惩凶、赔一定的银钱、处分有关官员是此时他认为中方应坚持的“底线”，如法国再有其他要求，则曾国藩“只有背城借一，为立足之地，无束手受制之理。鸿章前云痞子手段，我于尽情尽礼后，若再以无理相干，只有一拼而已”。这种“痞子手段”是李鸿章与曾国藩行事的重要不同之处，或曰其在晚清官场上胜过曾国藩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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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奏折里的历史世界
为官：大臣何以成为大臣
从曾氏门生到方面大员——改变命运的关键一步
做官须用自己人——空降巡抚的用人之道
该抗旨时就抗旨
升任两江总督——李、曾的政治命运初现端倪
首次严重政治危机
该敷衍时且敷衍——从吴棠案看李氏的做官经
痞子手段与曾李政治命运——接近权力中枢的关键一跃
第一总督——妥处与“老首长”关系
晚清时局中的曾李关系
出国欧游
维新变法中的李鸿章
老臣厄运与再起
外交：一生秋风糊裱匠
1861：朝廷的新国策——从“仇夷”到“联夷制乱”
巡抚曾经心狠手辣——杀降事件和戈登辞赏
“常胜军”的终结
太平天国洋兄弟之死
从理藩到外交——外交对清政府的重大意义
近代中日外交的开端——中日外交一
台湾事端初次交锋——中日外交二
一次难得的强硬外交——保护秘鲁华工案
马嘉理案：中国边疆危机的大爆发
马嘉理案的“威八条”——弱国外交家的两难处境
中国宗藩体系的崩塌之琉球——中日外交三
中国宗藩体系的崩塌之朝鲜——中日外交四
中国边疆危机之新疆——中俄外交
中国宗藩体系的崩塌之越南——中法外交
洋务：被打出来的近代化
亦开风气之先——请设上海广方言馆
“发威马齐”：中国军队的近代化
“阿思本舰队”事件——中国的近代海军梦
穷则变，变则通——李鸿章洋务思想述评一
从求强到求富——李鸿章洋务思想述评二
开天辟地第一页
后发国家的困境——李鸿章洋务思想述评三
在洋商与华商之间——李鸿章洋务思想述评四
“戴红帽”企业的困境
电报与“忠”“孝”
铁路贵姓——晚清建造铁路的大争论
挨打之后的进步：海军建设
遇到红灯绕道走：近代铁路海军造
备忘：晚清政局中的象征性事件
曾李联手：“地方”派的崛起
最高的文化接轨——跪拜礼仪之争
一桩官场丑闻：大工程里好赚钱
海防塞防战略大讨论
外交史上的荒唐一页——郭嵩焘刘锡鸿之争
太后嘴上的传统
莫道昆明池水浅，原来是为练海军
臣子都是替罪羊
附录　李鸿章大事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