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学研究丛书：王阳明谪贬诗文漫话》：
首先须要提示的是，这个题目“答毛宪副”是后人加的。很简单的道理，没有哪个写信人会在前面添一个题目，说这信是给谁的。有，那是写在信封上的，它另有格式，也不会写作“答毛宪副”。后人加这个题目很必要，否则就无法称谓它。“宪”，是尊称，因为毛科是按察副使兼提学副使，故称“宪副”。
古人的文集中，书信一类的文章，题目都是后人加的。这个问题我们在别的地方也有提及，考虑读者不一定通览全书，就不避重复了。
信里说的“太府”是对知府的尊称，但没有提到是哪里的知府。《年谱》中说是“思州知府”，不知何据。思州治所在今天的岑巩县城，那里离龙场很远，相隔若干个县的路程。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要王阳明到思州去赔罪，那就谈不上毛科对他的关照了。那时的贵州，内地人很陌生，很可能是编写《年谱》的人搞错了，我们还发现其中存在别的错误。那位“太府”为官之处大概也离贵阳不远，似乎他后来在贵阳还同王阳明见过面并成了朋友。，有的研究者还指定那人就是谁谁，也很有可能，不过那说法很费考证，又并不坚实可靠，这里就不介绍了。总之“思州”之说，怀疑的人很多。
公差闹事，可能是那驿站接待条件太差，他们愤而寻衅。但是王阳明又有什么办法呢？或许是王阳明向他们竭力解释，他们仍不依不饶，进而骂人还要打人，闹得沸反盈天，乡民插嘴解劝，反遭斥辱。民族地区，向来有很强的反抗性，在群情激愤之下，管你公差不公差，打了再说，那一两个差人便成了丧家犬了。
差人狼狈溜走之后，大家镇静下来，可能是一阵哑然，一阵惊愕，打了公差，惹了官府，那还了得！官家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可不闯了祸事了！这时的王阳明自然是慨然表示由他一人承担，并要开导民众，以免再有过激的言行吧？官府和“民族自治”地区，本来就有很多敏感的问题，王阳明自然得百倍地警惕，他须要严密注视上司过问的尺寸，考虑应对！
省里的大员对这桩事件还算清醒，连那位知府也只把责任算在王阳明身上。因为如果要追究乡民，那就牵涉到水西土司，那是他的属地子民，那位知府就不是可以随心所欲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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