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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或一个村的尴尬
文/许石林
父亲遽然去世，我从数千里外奔丧回老家。吾乡风俗淳厚，人情殷殷，因此，只要向管事的交代好办多大的规模，丧事就不用孝子操心了，大总管会带领族人和乡亲非常负责任地、极其诚敬地按照地方礼俗，一丝不苟地处理好每一个步骤和细节。作为孝子，只需要在灵堂陪伴亡者，恭候前来吊唁的人，哭丧、答谢。而我却要考虑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请谁来写灵堂孝帘上的对联？这副对子关系到盖棺论定，按照吾乡规矩，自家人是不能写的，一定要请外人来写。还有堂屋门口的对联、大院门口的对联，都要由外人来写。父亲在世的时候，村中人家过红白大事，对联大多是请他来写的。到了晚年，他主动地不太给人写了——乡下人到了一定年龄，比如七十岁，会自动逊退，让年轻人去做，绝不恋栈。他虽然不太给人家的红白大事写字了，但别人写了会请他品评，他说话一向耿直，语气慷慨激烈，又急捷迅敏，月旦臧否人事，不留情面。尤其是他的评论不能遇到反驳，反驳则更能激起他虐待似的再批评，如江水滔滔，遇阻则激，所以，这也造成了他和别人的许多矛盾和误会。别人维护的是脸面，他却因为坚持某种标准，所以出语刚猛。
从前每逢年节，我们那里乡下，会有喜爱文化的人，结伴骑车到各村去挨家挨户看对联，遇到好的，就抄下来，遇到不好的，就回来批评揶揄一番。其实，凡是能拿到人前的东西，比如红白大事用的对联，既然是张贴出来让人看的，就不免会让人品评。我的理解，这种来自外人的指摘和挑剔，其实是一种社会监督，它能保障人对文化的尊敬，保证一个地方的文化不至于过于荒疏和堕落。就是说，父亲虽然十多年不给人写了，可是因为他在，所以，他对村中这种东西的质量是起着实质性的监督作用的。父亲写对联，词句深入浅出，便于记诵，且多合乎人物身份和情理，所以，当他听到外地人有称赞他为某人某事写的对联的消息，会十分高兴甚至得意。他最愿意给那些生平复杂、难以评价的人和事写对联，这其中不无显才逞智的意思。他有几次以对联解纷纾怨的佳话，这增加了众人对他的尊敬，令他非常开心。当地中小学教师，有很多人在传抄我父亲给当地一些人家写的对联。最经典的，是他的一位中学同学，患病在床十几年后去世——乡下人过日子，常因为鸡毛蒜皮而在至亲兄弟中闹一些矛盾，以关中人的刚性之病，多执拗不来往。然而，吾乡却信奉人死为大，即无论在世有什么矛盾，一方去世了，矛盾的另一方一定要去吊丧。逝者家甚贫，无力办丧事——这种事，一定要调动家族力量，外人不能随便使劲，否则会引起家族的愤怒。我父亲见此，顿时义气萦怀，命人取纸笔来，一副长对联立就——内容涉及他人隐私，在此不赘附。这副对联贴在门口，随后前来吊丧的本家子侄们一看，无不落泪痛哭。按照村中人事后对我的描述：看了你父亲写的对联，那些本家人，掏钱的掏钱，送粮食的送粮食，拉炭的拉炭，事儿红火地办了，家族还因此而团结了。
现在父亲突然去世，我不能不寻思对联请什么人来写。近年我每回家探亲，或陪父亲外出，父亲给说了许多人写对联闹笑话、不得体等等的例子。就是说，他很在意这种东西的质量。他不仅苛求词句，还在意毛笔字。
其实，多年里，乡下人过事对对联的讲究已经不太重视了，父亲因为写对联和别人闹矛盾，乡下人评论起来，都认为他不值得为这事儿这么较真。当然，这一直没有说服他。我们那里乡下现在过事，对联能写得中规中矩已经是最高水准了，只要不犯严重的错误或荒谬，事主也不太计较，会看的人也越来越少。
谁来写灵堂前的这副对联，的确将我难住了。父亲在世时，给他人灵堂写对联，为亡者一生作总结、评价，其文辞必契情合理，足以告慰亡者，也能安慰其后人。而到了他去世，我静心搜遍附近，却找不到能为他写这副对联的人。我能想象如写得不适当，会造成什么样的尴尬。尤其是想象他在天有灵，如果看到没有一副恰切的对联，会是对他一生最大的讽刺。
这状况，其实已经是一个尴尬，如同一个摄影家，一生为他人照相，却无人能给他照一张满意的相。
给丧礼摄像的人来了，他们在我家大门外，另外竖立一个黑色充气拱门，这类似从前纸扎的一个门楼。充气拱门还没吹起，就被我坚决否定了，原因是那印在拱门上面的对联，词句尽管是非常浮泛的，倒可不必计较，但是，不能容忍的是拱门的横额（吾乡称“额子”）是左起阅读的四个字，这是我父亲生前非常计较的，对联和横额绝不能反着来。不仅如此，坟墓暗庭墓门的陶瓷对联，都是夸奖赞美墓地风水绝佳的好辞，不计其工稳也可以，但是，其横额也是从左至右读的。我为此跑遍了附近两个镇上所有的瓷器店，都找不到右起的。就是说，当地的工厂等等，从来没有考虑过什么是对和错，也从没有民间的文化标准对其进行监督和反馈纠正，他们制造出来错的东西，民间一般照常使用，遂一路错了下去。最后没办法，我自己裁了大小合适的洒金红宣，将原来买的瓷砖上的四个字，重新自右至左写一遍，算是矫正过来，覆盖在瓷砖横额上面，图个意思而已。我尽量按照父亲一生坚持的文化标准做，想象这样一来，不会让父亲在另一个世界里，遭遇别人对他的揶揄，不让他受尴尬。
我回想父亲的一生，他的知音，首先应该是我，我最懂他一生所坚持的是什么，我也能懂他一生所遭遇的坎坷背后的深层原因。我将父亲的生平讲述给数千里外的岭南学人邹兄，邹兄的父亲也在一个多月前去世，丧亲之痛犹炽，惺惺相惜，两下沟通，感觉遭逢斯世，邹兄父亲与我父亲生平境遇有类似之处，于是我请他来写这三副对联。字则是请我父亲生前的好友、书法家姚安民老师写的。
我父亲可以说是旧时代和旧文化塑造培育的一个人，他身上所携带的，是一种旧文化的标准，这种标准数十年里一直受到摧残和羞辱，他却一直在一个无名的小地方顽强而执拗地坚持着。不敢说他就是士绅，但却无疑延续着一种士绅文化。我理解这种文化是旧时代留给后人的一种文化福利，即便是那些摧辱他的力量，也常常不得不从他这里提取一些旧文化的能量。父亲去世后，周围的人们仿佛突然想起了他一生诸多的好处似的，就连他没有遭受任何痛苦遽然而逝，都成了一些人羡慕和赞美的事。有人说，今后这个村没有这个老人了，就好像文化上轻飘了许多似的。其实，我很清
楚，如我父亲和我们村，渺小一如尘芥，其荣其枯，是不必过于计较的。但这一个村的文化的失落、断裂带来的尴尬，给我的思考却是很多很多的。一线天心寄斜阳。随着一代人的凋零，我担心这种福利会被消耗殆尽，如后世不加补益，必然会亏损、透支，如欧阳永叔所叹：欲问其事，而故老尽矣。
2013年12月19日
（许石林，评论家，随笔作家，著有《损品新三国》《尚食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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