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文研究后得出：“市民分为不同的层次，高级官员、大企业家、高级知识分子构成市民的上层；中小企业主、一般公务员、教师、企业管理人员等构成市民的中层；城市平民和产业工人构成市民的底层。”
而实际上，从近代城市的普遍情况来看，远比这复杂，且以上海的基本情况为例简作探讨。20世纪30年代，上海出现了原市民以外的几种情况移民，这些移民成了第一类情况较为复杂的市民。一是许多文人不满北洋军阀的统治，在北洋军阀的迫害下，从北京迁移至上海，鲁迅与许广平一家、沈从文、闻一多、丁玲、胡适就是典型的例子，从北平直接迁移到了上海从事文学创作与出版；二是许多海外游子学成回国，形成了典型的“海派”，他们或从日本，或从法国，或从美国，或从英国回到上海，比较典型的有日本归国的成方吾、李初梨、彭康、沈端先，从法国归来的巴金、徐霞村，他们带着强国梦回到祖国，定居在上海；三是从东北迁移过来的，那时的东北已经沦陷于日本的铁蹄之下了，代表性人物有端木蕻良、罗烽、萧红、萧军；四是从四川来的，如沙汀、艾芜；五是从当时北伐军队回来的，如茅盾、蒋光慈、郭沫若、阳翰笙都是从北伐前线回来的；六是本身就是上海的，如夏衍、潘汉年、叶圣陶等。这些人是文化人，成了上海的市民。
第二类是工人，由于上海的工商业非常发达，他们纷纷从各个不同的省份聚集前来，从事工业生产与劳动，也成了上海的市民，这类人群人数众多。
第三类是西洋人，他们从清朝取得通商开埠权益以后，就长期在上海从事活动，特别是民国年间，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各国在上海都拥有租界，尤其是美国、英国、法国等国，不只是区域广阔，人数也众多，据《上海通史》统计，开埠时外国在上海登记的只有26人，到1942年，已经上升到了150000人，上升了5769倍，上海人口超过了3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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