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研究员学术例会是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重要的学术制度和学术平台。《文学现场对话录》上部收入了首批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的五次讨论，主题分别为“文学的非虚构”、“虚构与非虚构叙事”、“ 短篇小说写作的现状与可能”、“长篇小说的‘中国化’及其他”、“网络文学的生产机制与研究方法”。下部收入了客座研究员的其他七篇对话。这些讨论围绕当代文学发展的前沿问题，结合具体作家作品，探讨当前文学出现的新现象与新经验，既显示了青年评论家的敏锐艺术感觉，也显示了他们从宏观上把握当代文学走向的能力，在文学界与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莫言、诺奖及其他
时间：2012年12月8日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当代文学教研室
主持人：房 伟
参加者：张 莉 梁 鸿 霍俊明
周立民 李云雷 杨庆祥 

一、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在国内外依然存在大量争议，是否因其获奖而对其评价过高？比如有学者认为，这次获奖是偶然，中国有很多作家同样可以获奖。

梁鸿：一个作家在本国内有争议并非是一件坏事，如果他从来都没有被关注过，从来都没有被争论过，可能他作品的丰富性、文学性和所存在的价值意义本身就值得质疑。莫言获奖并非是一个偶然，有它的必然性。这一必然性包括莫言作品的价值，即他的作品和诺贝尔奖是匹配的，并不逊于往届的获奖者；另一方面，莫言的获奖也的确与外部各种条件的契合相关，譬如翻译量，莫言的国际声誉等。莫言获奖后，国内外仍然存在广泛争议，甚至可以说是比以往更多更深层面的争论，这是件好事。有争论才有澄清的可能。当然也有过分夸大的，或者把自己作为先知一样，认为诺奖证实了自己赞美莫言的正确性，并且由此对莫言的批评者进行反驳，那些论者存在着认识上的基本问题。诺贝尔奖固然可以让一个作者一下子获得崇高的地位，但是，如果因此就认为作家的创作没有缺点，或对他的缺点视而不见，那诺奖就失去了它的意义。文学是一门不完美的艺术，永远都会有缺憾。
霍俊明：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文学和文化热潮中再来谈论他以及他的作品甚至获奖本身，显然具有不小的难度。因为这种难度不仅在于其小说文本自身的繁复性，而且还在于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作品和作家自身被包裹的层层附加意义甚至是一个民族整体性的文学想象的延伸与寄托。谈论中国作家有一个身份问题一直是被反复谈论的，这就是写作者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中国当代历来缺乏公共知识分子，而在当下的语境下则很难将作家们与知识分子联系起来。被各种利害关系圈养起来的小说家们更是如此。而莫言获得诺奖之后，文化界对其批评甚至质疑就显得多起来，我认为这是正常的。当然那些有着其他目的的刊物、网络不在其中。而在质疑声中，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其是否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质疑。其中焦点就是莫言的几个备受争议的举动，比如2012年参与手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2009年就崔卫平关于诺贝尔和平奖电话提问时的拒绝态度以及在当年的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中退席以抗议那些“异议人士”。不管孰对孰错，知识分子形象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典型性的精神症候。当然，我个人觉得谈论莫言还是在文学和文本范围之内更妥当，反之就作品和作家延伸到更为广泛的方面并无助于问题的真正讨论。就像诗歌界在多年前的一个讨论一样，“一个坏蛋是否能写出好诗”，这终究是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正如我们必须正视的是没有任何一个作品能够阻止坦克的前进一样，我们对待文学和生活更应该如此。我想2000年以法裔身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行健在《文学的理由》中的一句话倒是十分准确：“所谓作家，无非一个人自己在说话，在写作，他人可听可不听，可读可不读，作家既不是为民请命的英雄，也不值得作为偶像来崇拜，更不是罪人或民众的敌人，之所以有时竟跟着作品受难，只因为是他人的需要。”我相信莫言的文学世界给我们提供了诸多寒冷而真实的认识中国现实和历史的入口，在此意义上莫言是不可替代的。
房伟：前不久，在山东大学召开的莫言文学创作研讨会上，对于莫言获奖的因素，争论也很激烈。我们不能否认，诺奖作为一个客观存在，既有其公平公正的地方，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偏见和其他因素。我们也能看到，莫言获奖之后，很多作家和评论家都不服气，纷纷表达自己的意见，我想，这是一件好事，这正说明文坛有更为多元的创作理念。但同时，如果刨除个人因素，我们也不能否认，莫言的获奖，也正是对他多年来的优秀创作成绩的褒奖，也是对广而化之的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认可。如果按现在流行的文学史分期法，当代文学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但在学术界流行着一种偏见，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不如古典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不如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不仅有一个外国人顾彬，说我们的当代文学是垃圾，而且我们自己的同行也说我们是垃圾。我们这些当代文学研究者，就是垃圾捡拾者和收藏者，连垃圾都不如。这样的偏见非常可怕。它不仅来源于一些僵化的文学标准和口味，也来自一种严重的自卑感，即对中国现代性经验的轻视，以及由此而生发的，对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蔑视。莫言的获奖，可以说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有力支持。
周立民：对当代文学而言，永远不存在顶峰和唯一，这些词只有留着这批作家和写作彻底历史化和经典化之后才能用。如此说来，认为有很多（或者不是“很多”而是“有一些”）中国作家同样应该获奖，这没有什么奇怪的。获奖当然有偶然性，因为获奖者只有一人，而可以获奖者可能有一百人，对于这一个人来说当然就是机会和运气；对另外九十九个人，当然是没有这个机会和运气——这里也涉及对于文学奖怎么认识，对于文学作品和作家的评奖从来没有唯一标准、终极标准，而且不同时代的读者接受都会有极大的变化，那么文学奖就可以承担终极裁决者的责任吗？即便是诺贝尔文学奖，也是这样。我历来认为，不论得什么文学奖，这就是中彩，得奖了对于作家就是值得高兴的事情，是对寂寞写作的一种鼓励；对于外人来说，除了祝贺也谈不上沮丧，它并不意味着就是对你的写作价值的否定——绕来绕去，我觉得讲的都是最普通的常识，然而不知怎么聪明如中国作家和文人们，在诺贝尔的结上好像就是解不开。
具体到莫言，该不该得这个奖，把之前和之后的争议搜集起来，真是国民文化心态的绝佳研究材料。我看到过一种非常奇怪的心理：莫言得奖之前，有人大骂中国当代文学不成器，连个诺奖都没有得过；得了奖，又大骂莫言，好像不是得了瑞典送来的大礼，而更像哭丧……这是什么文化心态？真是让人鄙视的一群。
好了，莫言当然有资格得这个奖。或者说，莫言不得这个奖同样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大家同样在研究他的作品，他的哪部作品出来不是得到各种热情关注？只有那些从来没有读过莫言书的人，才觉得他是通过这个奖才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吧？我们从来没有看低过莫言，但我希望，我们不要总是去做文学的看客，哪里有热闹往那里凑；也不要因为诺贝尔从而就高看莫言，这是因为中国当代文学中像莫言这样的作家还有很多，大家以正常的心态去阅读去研究他们，或者去读你喜欢的，那才是一个理性的态度。

杨庆祥：一方面，我们应该承认，如果诺奖要颁发给一位中国当代作家的话，莫言毫无疑问是很合适的人选；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已有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中，很多作家我们并不非常熟悉，比如尼日利亚的作家索因卡。诺奖既然是一个奖项，就和所有的奖项一样带有其偏见。我的意思是，从批评家的角度来说，应该始终坚持“作品至上”的判断原则。莫言的作品不会因为获得诺奖而自动变得更“好”一些，当然也不会变得“差”一些。当然，在大众想象中，莫言肯定会因为获得诺奖而获得加分，其作家形象会在一定程度上被“完美化”。但批评家不应该被这种东西所影响，说实话，最近的一系列会议，大家言必谈莫言，让我非常厌烦。
如果不从非常世俗的获奖、成功、走向世界这个角度看，如果文学有其自身的命运，那么，莫言获奖是不是还有一些被我们忽略的地方？我的意思是，与特朗斯特罗姆在80岁高龄获得诺奖，与某些伟大的作家如卡夫卡等没有获得诺奖相比，莫言个人文学命运的展开显然还显得比较仓促、单线条一些。这从一定程度上破除了“诺奖”的神话，也许很多人在得知莫言获得诺奖后的第一反应是：哦，原来这就是诺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