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时5年，跨越7国，匠心之作。从2015年开始，我们陆续邀请了7位在国外生活过的、有社科或传媒学科背景的年轻人，用他们的镜头和笔，记录下7位女性的日常生活故事，作为“旅行美学”系列丛书的特辑。在延续前作《日本，隐逸的日常》《北欧，凛冽的世界尽头》匠心品质的基础上，试图以“社科人文”的角度，对“旅行美学”做更深入的挖掘和更广阔的延伸。
二、关于“女性”身份的定义和可能。故事中的7位女性，年龄悬殊，身份迥异。她们中，既有在大众传媒里十分常见的家庭主妇、追梦女孩，也有被视为某种暧昧和“禁忌”的同性爱人和跨性别者舞女。“女性”是由生理结构决定，还是被社会文化塑造？我们想探究这一身份的更多定义和可能。
三、女性不只可以“向前一步”，也可以“退后一步”。我们不想宣扬家庭事业双丰收的“人生赢家”，也无意于用曼妙的身材和精致的脸庞去展示“女性美”。书中的7位主人公都很普通，辛勤而正直地活着，如同你我。我们讨论女性权益和性别平等，却往往陷入逼迫女性“向前一步”的泥潭，而本书正是想通过这7段普通的人生故事告诉读者，女性有选择任何人生的权利——如若真平等，你便真自由。
四、*内文用纸，大幅图片彩印，精美裸脊装帧，可180°平摊，阅读舒适。
……相较上述国家，中国女性的就业率更高，但在数据背后，可能是一种“假平等陷阱”：女性向前一步，又潜意识地揽上了“双重责任”，以平衡职业与家庭为己任。当我们再度讨论性别平权时，需要男性、女性共同参与，放下身份及其既定角色——做一个失去性别的人。……另外，他人的故事并不能重构你的人生，但你的个人选择可以。
——“旅行美学”系列丛书主编 王家敏
瑞典/安娜
1969年，安娜18岁，她决定成为一名牧师。“我的母亲很支持，并说如果自己能回到这个年纪，也会努力成为牧师。我的父亲接受了这个决定，并教我如何讲道。”
古巴/路易斯
“22岁时，我下定决心要离开家乡，到首都哈瓦那老城做一名舞蹈演员。我从来都不觉得自己属于那座小镇，而且我离开后，他们就再也不会因为我是同性恋者而嘲笑我的家庭了。”
以色列/戴娜
“我们身处的社会，总是下意识地把女性定义为弱势群体，女性也容易因此产生一种缺乏安全感、寻求保护的心态。但我从未因为身为女性，而感觉自己面对了更多的挫折与阻碍。”
埃及/马尔瓦
马尔瓦大学毕业后做了一名英文记者，她的职场事迹已经在家乡传为佳话。然而，马尔瓦也有职业女性的烦恼，她在采访中曾多次遭遇“女性免入”的情况。
法国/盖尔拉
提到“女性美”这个话题，盖尔拉下意识地退后两步，不愿再被这类话题所消费。按照她的说法，“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不应该从别人的眼睛里看自己，而是要用自己的眼睛看”。
日本/有纪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有纪全心投入家庭，留给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所剩无几。如今的有纪称自己“兼职主妇”——她有了三份与兴趣相关的兼职工作，并更多地关注社会问题。
印度/佩尔
佩尔结婚后仍坚持创作，不仅建立了艺术字设计网站，还给小朋友开设西洋书法课程。“我不想跟传统印度女性一样，让自己的人生从被父亲供养变成被丈夫供养。”
我的母亲来过日本两次，她爱用“很文明”这样的词汇来形容日本人对规则的遵守，以及在公共场合中所表现出的谦让和内敛。同时， 她会不时为日本女性的“低下地位”而叹息，她很不理解为什么接受 过大学教育的日本女性在结婚后会纷纷离职做家庭主妇。
但作为一个曾在日本居住过多年的人，我并不觉得日本的主妇们缺乏社会人格的独立或不被尊重。毕竟，社会价值观是一个相对的观念。若站在一个认同日本社会文化的角度观察日本主妇的生活，你会发现，其实她们并不只以丈夫和孩子为中心。她们有独立于家庭之外的社交圈，有属于自己的兼职工作和爱好，也会参加各种各样的社区或社会公共活动——有纪便是这样的女性。
——武玉江《日本：“兼职主妇”有纪》
1979 年古巴就已将同性恋合法化，但现年 54 岁的路易斯成长于20 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时同性恋者依然是个惹人非议的群体。路易斯出生在距离首都哈瓦那 200 公里的一个小镇，这在全国高速公路总长只有 600 多公里，且公共交通糟糕的古巴，可算是距离首都很远的地方了。
大约 11 岁时 , 路易斯的一名女老师就察觉到他或许和别的学生不同 , 他本人也开始意识到，内心深处自己是一个女孩。
“那你是在什么时候选择出柜的呢 ?”我问他。
在 14 岁的某一天，路易斯与一名男老师发生了关系。小镇里消息传得很快，路易斯的父亲知道后愤怒地要去学校揍那个浑蛋。路易斯安慰父亲说：“爸爸 , 不要难过。”
“It's OK, I'm gay.” （没关系的，我是同性恋。）
——李晓文《古巴：路易斯和艾茉莉卡》
马尔瓦来到首都工作的事迹已经在家乡传为佳话，她在职场上积极进取的态度更是让家乡遵守教条、甘当家庭主妇或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姐妹刮目相看。然而，马尔瓦也有职业女性的烦恼，作为记者，她曾多次遭遇宗教活动中某些“女性免入”的情况，进入总统府采访的机会也通常会优先分配给男性记者。
几年前，马尔瓦在办公室里遇到了现在的丈夫马吉德，两人志趣相投结了婚，随后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儿子亚当。夫妻俩通过努力工作，用积蓄购买了新房。
在很多人看来，马尔瓦的婚姻是非常幸福的。但在与马尔瓦的几次交谈中，我却依然能感受到她在扮演妻子和母亲角色上的困惑。她半开玩笑地说：“如果你想改变世界，就趁结婚前去做，因为结婚后，你连改变电视频道的权利都没有。”
——潘超越《埃及：我的同事马尔瓦》
伤痛不是她的主题，身体本身才是她感兴趣的。对她来说，伤痛不过是一副躯体必须去承受的风险，是火焰中无法控制的随机性。每个部分的运转，动态里的稳态，都将身体带出了扁平的维度。这便与所谓“精致的皮相”划清了界限—她所经受、向往、流失和抹不去的种种，如同基因序列一样重要，是身体之上的细微雕刻。聊到这里，我意识到那种试图达到精致划一的美，对我们的身体和生命而言，是多么愚蠢。
这个在南法长大的女孩，全身都是晴天的味道，而另一种生命的可能性—寒冷、伤痛、暗无天日，是她的漂流幻境。待这个夏天结束，盖尔拉说她要去寒冷的北方，去法国北部终日阴雨的大西洋海岸，或者布鲁塞尔，或者更远一些，到魁北克去。
——刘耀楠《法国：罗纳河畔的两个好朋友》
再次见到安娜和尼娜是在乌普萨拉大教堂。周日的礼拜后，她们带领我和太太参观了这座教堂。我们也分享了前几日在瑞典小城游玩的见闻—在一座教堂里，我们发现中间过道的地毯上有彩虹花纹。我太太前去询问神职人员：“这是在欢迎同性恋者来教堂吗？”她得到了肯定的回答。
“基督教内部也充满了对同性恋问题的争论。尤其是近年来，很多神学研究者提出应对同性恋采取正面描述。”安娜认为，基督教需要直面这个问题。2013 年出版的《爱在翻译中消逝》（Love Lost in Translation）一书就认为早期教会对《圣经》的翻译故意抹去了其中涉及同性恋的章节。
安娜的哥哥在任时也多次为同性恋者发声，呼吁给予同性恋者领养孩子的权利。“我不觉得哥哥是为我做这些的，因为他有很多同性恋朋友，他是为了所有人这么做的。”
——寇爱哲《瑞典：安娜和尼娜》
黛娜说：“……我的家庭教育告诉我，不应该过分强调女性和男性的区别。从小父母就告诉我，我可以做任何我愿意做的事情，他们在学习及爱好方面都给予了我极大的支持。在我刚刚决定要来纽约的时候，家乡的很多人都觉得我很鲁莽。在他们眼中我只是一个女生，即将一无所有地投奔当时的男友约阿夫，但我却完全不这么认为。”
事实上，黛娜认为自己勇于尝试融入一个全新的环境，投入这个让她拥有更多灵感、给予她更多包容的城市，这是每个女性都可以拥有的独立与自信。她也不认为投奔男友是一种依附或是一种损失。黛娜说：“我们身处的社会，总是下意识地把女性定义为一种弱势群体，女性也容易因此产生一种缺乏安全感、寻求自我保护的心态。但我从未因为自己是女性而感觉面对了更多的挫折与阻碍。”
——吕近月《美国：黛娜的摄影梦》
在印度，大部分女性都遵循着家庭的传统安排，安于现状，从“女儿”“妻子”“母亲”到“祖母”，顺理成章地完成人生中所有身份角色的转换，卑微的社会地位让她们忙碌一生却忽略了自己。印度女性结婚时要准备昂贵的嫁妆，因为大部分女性婚后不赚钱，需要由男方家庭供养。佩尔不想跟传统的印度女性一样，从让父亲供养变成让丈夫供养。
佩尔谈起了自己的妹妹，她 18 岁那年开始谈恋爱，23 岁如愿做了新娘。“新郎就是她的初恋，她还和当初一样单纯幸福，现在她还成了儿童文学作家！我为她感到高兴，也希望自己能这样。”佩尔笑道，“真的，我想为自己做点儿什么，想为社会做点儿什么。”
——朱聪《印度：佩尔的决定》
前言：一个失去性别的人 / 王家敏
日本：“兼职主妇”有纪 / 武玉江
埃及：我的同事马尔瓦 / 潘超越
法国：罗纳河畔的两个好朋友 / 刘耀楠
瑞典：安娜和尼娜 / 寇爱哲
美国：黛娜的摄影梦 / 吕近月
印度：佩尔的决定 / 朱聪
古巴：路易斯和艾茉莉卡 / 李晓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