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少将军衔，全国模范教师，全军优秀教师，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2006年获全军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奖”，2007年当选全军英模代表大会代表，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军营新闻人物”，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2010年当选“中华文化人物”。著作《苦难辉煌》获图书出版*gao奖项“中国出版政府奖”，中组部和中宣部联合向全国党员干部推荐。在“*受中央国家ji关干部欢迎的10本书”评选中，《苦难辉煌》排ming**。2012年出版《浴血荣光》，入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双百”出版工程首批重点出版物。2013年出版《心胜》。

　　本书是《苦难辉煌》一书的全新修订增补纪念版，也是精装珍藏版。　　20世纪在世界东方，*激动人心与震撼人心的，莫过于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东方巨龙、从百年沉沦到百年复兴这一历史命运的大落大起。在这一命运形成过程中，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联共（布）与共产国际、日本昭和军阀集团这四大力量，以中国大地为舞台，发生了猛烈碰撞。共产党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国民党人以三民主义、日本昭和军阀集团精英以法西斯主义，在中国展开了一场舍生忘死的较量，皆宣称自己的主义救国救民，皆为实现自己的主义在所不惜。　　毛泽东、斯大林、蒋介石和昭和军阀集团精英处于同一时代，他们自身及代表的主义在中国的冲撞与较量，富含历史的偶然，更富含历史的必然。本书从这些非凡事件和非凡人物入手，对错综复杂、扑朔迷离、恢宏壮阔的中国近现代史进程，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全景式揭示和深入剖析。　　震撼世界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正是这四股力量在中国大地思想冲突与实力较量的结果。红军青年将领与蒋军青年将领的生死搏斗之间，日军少壮派军阀坚决踏倒三个首相疯狂侵华。中国地方实力派又企图在红军与蒋军、南京与东京之间夹缝求生，斯大林领导的苏俄则在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之间反复权衡。内外矛盾冲突空前尖锐，相互斗争局面极其复杂，各派力量的策略转换空前迅速；每一方的领袖和将领皆在较量中淋漓尽致地展现自己全部能量，从而在历史中留下深深的印痕。　　斯大林纵横捭阖，蒋介石纵横捭阖，毛泽东只有率领工农红军穿越万水千山；既要摆脱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又要面对共产党组织内部的争论与妥协，弥合与分裂。正是通过万里长征这一中国共产党人的炼狱，通过严酷的围堵、不尽的跋涉、惊人的牺牲、无情的叛卖形成的地狱之火，使中华民族探测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深度和时代宽度，完成了中国历史中*富史诗意义的壮举。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革命也由此成为一只火中凤凰，从苦难走向辉煌，从此真正吹响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界性号音。

看似写历史，实则写现在；看似问过去，实则问将来。　　

——国防大学政治委员、空军上将刘亚洲评价《苦难辉煌》

　　第一章
　　地火
　　苏俄在中国最早看好的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斯大林在中国最早看好的是蒋介石而不是毛泽东。托洛茨基的警告与斯大林“挤柠檬”。陈独秀也须看共产国际脸色。蒋介石的悲剧，在于与毛泽东同时代。
　　各方都力图破解：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历史不论多么精彩纷呈、多么惊心动魄，当活动于其中的那些鲜活的生命逐渐消失之后，也就逐渐变成了书架上一排又一排积满灰尘的故纸。
　　静悄悄的图书馆内，靠角落那个书架上，有本如秋叶般枯黄脆裂的书，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10月重庆初版。翻到第195页，见一篇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2月12日的日记：
　　……凌晨五时半，床上运动毕，正在披衣，忽闻行辕大门前有枪声，立命侍卫往视，未归报，而第二枪发；再遣第二人往探，此后枪声连续不止……
　　颇像一部拙劣惊险小说的开头。可以想见，当年写到这里，作者握笔的手定在不住颤抖。
　　接着往下写：
　　……出登后山，经飞虹桥至东侧后门，门扃，仓促不得钥，乃越墙而出。 此墙离地仅丈许，不难跨越；但墙外下临深沟，昏暗中不觉失足，着地后疼痛不能行。约三分钟后，勉强起行，不数十步，至一小庙，有卫兵守住，扶掖以登。此山东隅并无山径，而西行恐遇叛兵，故仍向东行进，山巅陡绝，攀援摸索而上……
　　竟然连“离地丈许”的高墙也认为“不难跨越”，上墙之后未及细看又飞身纵下而跌入深沟，出逃之狼狈仓皇与求生之急切鲁莽，浑然一体。
　　难以想象，这个越墙攀山身手不凡之人已年逾五十。
　　他就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所记之事发生在1936年12月12日，史称“西安事变”。
　　事变第二天上午，中共中央在保安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大多数人的意见是审蒋、除蒋。当天中午，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电，14日红军将领致张学良、杨虎城电，15日红军将领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都是这个态度。
　　事变第三天，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毫无疑问，张学良部队举行兵变的原因，应当从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的事业的那些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中去寻找。”他们认为张学良是日本特务，事变乃日本阴谋所主使。
　　日本政府则认为莫斯科同张学良达成了“攻防同盟”，张学良是苏俄工具。苏俄才是事变真正的后台。东京《每日新闻》发表社论：“中国中央政府如在抗日容共的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
　　南京方面，何应钦调兵遣将要动武，宋美龄穿针引线欲求和，戴季陶摔椅拍桌、大哭大叫，连平日颇为持重的居正也用变调的嗓音呼喊：“到了今日还不讨伐张、杨，难道我们都是饭桶吗？！”
　　凡此非常时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立有一席之地的，无人是饭桶。
　　量变堆积历史，质变分割历史。人们能够轻松觉出每日每时不息不止的量变，却不易觉出行将到来或已经来到的质变。
　　1936年12月12日，当中国政治包含的量变已经足够时，所有各方便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猝不及防地推到了前台。
　　历史来到十字路口。
　　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苏联和共产国际、日本昭和军阀集团，都在既谨慎又顽强，既坚定又游移地探索自己真正的位置，表白着自己的立场，又修改着自己的立场。表白的同时又在修改，修改的同时又在表白。
　　在华清池跌伤了腰腿的蒋委员长，更是一瘸一拐来到十字路口。
　　事变大起大落，他也大起大落。先不屈不挠翻墙越院求生，后不管不顾躺在床上寻死；先当着张学良的面，明骂其受赤党指使，后又当着周恩来的面，暗示想念在苏联加入了赤党的儿子。
　　委员长方寸大乱。他连衣帽都未穿戴整齐，沉重的历史帷幕便落下了。只容他将终生最为心痛的一句话，留在那页干枯得几乎要碎裂的纸张上：
　　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两星期 （至多一月内）可竟全功者，竟坐此变几全隳于一旦。
　　和共产党苦斗8年，最后就差了两个星期。8年共2920天。两个星期为14天。8年与两个星期之比，为1000∶4.7。所谓差之毫厘，便失之了千里。
　　他把这句话一直默念到1975年4月5日清明节。
　　该日深夜11时50分，他在台北市郊草山脚下的士林官邸内病逝。
　　共产党人终剿不灭，是其终生不解之谜。
　　生命不在了，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重庆版的日记也化为纸灰，谜底却依旧留在那里。
　　第一节   孙中山的困惑
　　新中国的中心是北京。
　　北京的中心是天安门。
　　天安门的中心又是什么呢？
　　是那幅巨大的毛泽东画像。
　　年年月月，不论白天还是黑夜，画像上毛泽东那双睿智的眼睛，通过面前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广场，注视着新中国的人民。几乎所有中国人和世界上的很多人，都把天安门和毛泽东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又有多少人知道，毛泽东最初并不喜欢天安门。他说天安门太高了，高高在上不好，要在天安门下面，跨在金水桥上搞一个二层的矮台子，观礼时离群众才近。至于天安门后面的故宫，他只在1954年4月三次登城墙绕行一周，一次也没有进去过。
　　为什么最终没能在天安门前另搞一个矮台子？
　　因为破坏了总体建筑格局，各方面都反对。
　　为什么后半生居住的中南海与故宫仅一街之隔，三次登故宫城墙却不愿去里边走走？个中缘由，今天已经无人能够知晓。
　　不管毛泽东的主观意志如何，风风雨雨中的无数次游行、庆典和检阅，把他和天安门融为了一体。
　　别的地方看不见毛泽东了，天安门能够看见毛泽东。有天安门在，就有毛泽东在。
　　过去每逢节日或重大庆典，天安门广场上毛泽东视线之内，还要挂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孙中山的巨幅画像。
　　后来，马、恩、列、斯画像不挂了，但孙中山的画像依然准时地出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之前。
　　孙中山和毛泽东，中国革命最为杰出的两位巨人，隔着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年年月月默默相望。
　　一人生于1866年，一人生于1893年，相差27年；
　　一人逝于1925年，一人逝于1976年，相差51年。
　　这两位革命巨人、现代中国的奠基者，他们之间真正互相理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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