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谋杀——人类已知社会的全面终结
在旧金山，那些与我一样被科技与网络颠覆的同胞已经走上街头，摔砸砖头和瓶子，做出一种姿态，来反对这种封互联网为王的独裁级傲慢。“技术人渣去死！”被粗糙地涂鸦在谷歌街区的人行道旁。“科技=死亡”的标语在抗议活动中被众人举起。轮胎被划裂，窗户被打碎，“反技术派”的仇恨罪行（techhatecrimes）已成为在硅谷广为流传的一个标签；这种情形下，标签所描述的真实是毫无一丝讽刺的。
我所在酒吧所处的街道另一头，一种更为消极的抗议正在一间新咖啡馆里上演，这家咖啡馆承诺客户在此可以摆脱互联网不间断的噪音及各种繁复设备的骚扰。那里的桌子同样很长，而且同样是公用，只不过它们是被放在了一个铝制金属笼里，笼子可以阻挠并抑制无线网络信号。
我们并不想通过置身笼内来逃避这个危机。我们本来就没什么其他的选择了。你可以拉上百叶窗、锁上房门、砸掉你的智能手机、身上只带现金，但你仍然会被它们的无所不及的算法监视。它们已经把你的车、所在城市甚至邮递信箱都数据化了。这不是一个阴谋，这就是我们的现状，但我们太过忙于把焦虑放到它们所依附的小容器里，以至于都意识不到实际在发生什么。
冷不丁地，他最后问：“你有什么要问我的问题吗？” 我的酒杯已经空了，我很渴，想再要一杯，而且面试也进行得不怎么样。我已经无法再挤出任何勇气，我唯一想问的问题就是我能拿多少薪水：它是否足够支付我那因社区不断入住数据监视一族而持续飙升的租金？或者，我是否必须在闲暇时间靠开Uber（美国的创业公司和交通网络公司，提供租车及实时共乘的服务）来防止自己入不敷出？
互联网是一个失败的乌托邦。我们都被困其中。但我现在仍不愿放弃它。那是我第一次发现朋克摇滚和无政府主义的地方。是我一边在以15kbps 的速度下载《柬埔寨假日》（Holiday in Cambodia ）一边了解《易经》和阿尔贝·加缪的地方。是我第一次通过照片找到并牵手心爱女孩的地方。它对我来说就是家，对你和每个人来说都是这样。
不，最应当问的问题是：“我人生的目的是什么？”
我亲眼见证过我们这代人中最优秀的一批人被那无穷无尽的浏览刷屏经济吞没。在一个手机比人类还多的世界里， 创新自然会渐渐疲乏，我们在想象力方面经历了一场重大失败，而把互联网这个或许是介于人类与黑暗未来之间唯一的存在，变成了一个最多只是披着金衣的计算机。
我到底是一堆数据，还是一个人类？真相处于两者之间。下一次，看到别有用心、令人困惑的协议书时，在你点击“同意”项时，先等一下，质问一下藏在这些代码背后的力量。现实证明，过去的网络梦想已经很难再坚持下去，但解决的办法不是在梦想上退缩，而是要更努力去梦想。
专访克莱?舍基
“我们正在经历人类史上最大的一次表达能力的飞跃”， 当克莱?舍基在2008 年的著作《人人时代》中这样写时， 互联网已有了20 亿用户。
不管是规模还是速度，这都是个惊人的成就。在1990 年代中期，互联网还是个崭新的玩意，是一群非循规蹈矩者的亚文化群落，在世界范围内最多有一百万的使用者。不过一代人的时间，它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这个呼吁在2008 年变成了现实。自Facebook 与Twitter 在2004 年先后问世以来，它们不仅席卷了世界， 还成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大生意。
但最让克莱?舍基兴奋的不是社交媒体商业上的成功。与之前历次信息革命不同，互联网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平台， 它不仅规模巨大、人数众多、沟通成本极低，而且打破了受众与表达者的界限，人们同时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一个大规模的“业余化”时代到来。从Flickr 到Wikipedia 再到Twitter 上的战争报道，从不同角落涌现出的个人似乎在进行一场成功、高效的集体行动，完成了一个传统组织与个人都不可想象的结果。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是出于个人兴趣、热爱，而非功利结果联合在一起。
在两年后出版的《认知盈余》中，他继续发展了这个主题。如果将全世界受教育公民的自由时间看成一个集合体，一种认知盈余，然后充分利用这种盈余，它将产生怎样结果？美国人每年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是两千亿个小时，这是两千个Wikipedia 项目所需要的时间。
出生于1964 年的克莱?舍基正是电视的一代。他深信， 二战后美国社会的电视剧集，正像18 世纪在伦敦流行一时的杜松子酒一样，是某种麻醉剂，它们都发展出一种被动的、消费的文化。
倘若这些时间可以转化成创造与分享，可以把被动的消费者转化成积极的创造者，而且是在全球范围内发生，它将意味着对社会资本的重建。人们不仅分享知识、情绪，也分享信任，共同行动。
对于克莱?舍基来说，物理学家菲利普·安德森（Philip Anderson）的哲学——“多即不同”（More is different）是他所有思考的基础。他坚信，规模会带来新的变化，越复杂的系统越可能产生崭新的创造力。只要有一个值得信赖的承诺、一个有效的工具和一个用户可接受的协议，散落在各处的个体，可以轻易达成协作的同盟。
我对于社交媒体充满怀疑，它似乎充满了一个事物新生期的混乱，在群体的智慧与爱被汇聚在一起时，愚蠢、仇恨似乎也同样被放大。而且当人们欢呼社交媒体的参与性时， 也看到财富如何被迅速集中——正是依赖全球性的免费义务工人，Facebook 才可能汇聚如此巨额的财富。但是没人能否认他的判断——“我们正经历人类史上最大的一次表达能力的飞越”，这“革命”已渗透进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身处的时刻，或许多少像是古登堡印刷术发明不久的16 世纪。对于上一次的印刷机革命，新教、启蒙运动、工业革命、民族主义的兴起不过是它引发诸多的后果中的一部分，而这一次，我们将迎来怎样的变化？
逝去的故国
“克扬吗？我是德刚啊！”
甚至在电话听筒里，也听得出语音的哆嗦。他完全是以“族人”——这种对我而言很陌生的身份称呼我的，其实他长我好几辈，用不着如此自谦，或许是又夹杂着不见外的美国习惯。但他口音很重，我本来就没在合肥土生土长，加上他说的是老式的合肥话，我晨睡未醒，一会儿就完全听不懂了，辜负了唐教授他乡遇故知的热情。
“你的爹爹我没有见过，但我想我是知道他的……他是‘志’字辈，你们的伢应该是‘乃’字……”
正在想着怎么应对，他很激动地说，我到纽约的时候一定打电话给他，他要到纽约市内来见我。我连说不用了，因为知道他年事已高，还是我去拜访他为好。
过几天，我又接到了他夫人的电话，言语中却有些不同的意思。我理解，大概是因为我预约的来访，竟给她带来很大的压力——老人家出门毕竟不方便，更何况还要在驾驶风格粗暴的曼哈顿自己开车，自然觉得是很大的麻烦。后来， 我左思右想，就主动取消了这次访问。
现在知道，他在新泽西住的地方其实离我后来在纽约北郊的家极近，大概也就是二十分钟的车程，就算是坐通勤火车再打个的士，在纽约这种大都会圈大概也不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对于美国人而言根本算不了什么。我那一次的畏缩， 想来还是有些命定的原因，也是我这里想要详细说的主线—— 也许我并不真的很享受这种与老前辈的会晤，也许我对过去历史的好奇终究只是叶公好龙，抵不上辗转一两个小时的艰辛，抑或，我还是会下意识地感到不自在——当听到一种似乎乡土的、却是隔了五六十年光阴的本地方言之后？
后来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似乎那年年底他就搬到旧金山他儿子的家里养病去了，纽约的气候对于病重的他而言可能还是太过严酷。想不到，这一去他就再也没有回来。他晚年饱受肾病折磨，最后一刻决定不再治疗。据说，辞世之际还算是安详。
说起来，唐德刚教授并不是我接触到的唯一一位“上一代人”或“上两代人”，但我和他整整差了半个世纪，却能在世纪末的异国阴差阳错地接上头。因为这点接续得不太牢固的“线头”，又牵起很多复杂的情绪。
全球书情
《创造个体：西方自由主义的起源》
Inventing the Individual: The Origins of Western Liberalism
Larry Siedentop 著
Belknap Press 出版
作为最基本的社会角色的“个体”是如何被定义和发展的？回溯“个体”的概念在西方社会中的发展，牛津大学政治学教授拉里·西登托普（Larry Siedentop）在本书中指出， 它的出现可能比人们想象的要早——人们常认为民主自由和现代科学一样，源自18 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尤其是反抗宗教压迫。实际上，自由主义的根源——信仰个体自由、个人的基本道德平等、基于平等的法律体系和代表制的政府，都是源自关注道德革命的中世纪基督教思想。
西登托普首先比较了古代文明中的家庭和宇宙观与早期基督教思想的观念，他认为，古代文明中并没有“个体”的存在，每个人身处不同的阶层，但核心组织单位是由“家长” 管理的家庭。类似的，在罗马法中也是根据每个人的身份和阶层赋予他应有的责任：作为家庭管理者的父亲、作为国家和臣民管理者的君王，以及服从所有者意志的奴隶，等等。对于旧时的自然不平等的颠覆，首先出现在基督教发展过程中，当时君王倚重教会，教会人士既承担了启蒙的责任，又鼓励帝王阶层将世俗的统治与“治愈灵魂”相结合，而“治愈灵魂”实际上是对个人道德境界的尊重和关顾。
对于自然不平等的颠覆, 第二个阶段出现在10 世纪到11 世纪教会改革期间，旨在确保罗马教皇的独立性，当时统治者声称拥有任命教皇的权力，以达到控制教会财产和法律决定的目的，但教宗格里高利七世认为教皇不属于统治者管辖，并且有权罢免君王、颁布普通法。这一举动，在西登托普看来宣告了普遍管辖权，厘清了国家管辖权与对自由个体的管辖权的关系。
西登托普指出基督教的核心论有二：道德平等和人类能动性，他在书中也探索了这两个思想在基督教中的起源和发展，基督教传统认为“经验”本质上是个人的经验，一些基本权利应该保护个人能动性，由此奠定自由主义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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