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读懂一位文学大师
为什么说莫言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名至实归的？
余华的小说到底好在哪里？
为什么王安忆的中篇比短篇好，长篇又比中篇好？
朱伟金句
我的八十年代记忆中，满是那辆绿色的凤凰牌自行车的印象。我骑着它，到阜成门外找钱刚，到蓟门桥找李零，再到北大找陈平原。这辆自行车陪伴了我整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送儿子上补习班停在楼下，它终于被偷走了。
那正是些年轻而值得回味的日子。
有人说，这其实是一部，一个个人经历的，八十年代文学史。我想，也许，再花几年时间，涉及的作家更广泛些，才能形成系统与规模。且，一部文学史，还必须对八十年代各阶段社会背景的烙印做出反应，因此，这本书，只能算一个开端，一个基础。
八十年代是什么？《三联生活周刊》前主编朱伟写道：
八十年代是可以三五成群坐在一起，整夜整夜聊文学的时代；是可以大家聚在一起喝啤酒，整夜整夜地看电影录像带、看世界杯转播的时代；是可以像“情人”一样“轧”着马路的时代。大家都被创新的狗在屁股后面追着提不起裤子，但都在其中亲密无间其乐无穷。
八十年代，是朱伟骑着自行车从一个作家家里，去见另一个作家的年代。在此期间，他相继在《人民文学》推出莫言、余华、苏童、刘索拉、阿城、格非等一大批作家。2013年，朱伟开始在博客中写《我与八十年代》，期望以自己的生活轨迹回忆那个时代的每一个节点，记录与一位位作家交往的过程。
本书是朱伟三年阅读和写作的结晶，他逐一重读了活跃在八十年代至今的重要作家的经典作品，条分缕析，系统解读了王蒙、李陀、韩少功、陈村、史铁生、王安忆、莫言、马原、余华、苏童10位标志性作家的作品，让读者能够通过一篇文章读懂一个作家。
自序
王蒙：不仅仅为了文学
王蒙1983年7月1日到《人民文学》上任时有个就职演说，没有慷慨陈词，反复强调他只是个作家，很低调。他的上任，意味着八十年代的文学革命真正登堂入室，意味着《人民文学》将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李陀: 文学的地平线
李陀是他那代人中，罕见不断在甩开他人前行的。李陀那时牵连着四面八方，1985年“文学革命”中的众多重要人物，比如马原，那时是李陀家里常客，莫言也去过。各地来京的作家、评论家、找稿子的编辑，都会到李陀向一切人敞开的家里。李陀家因此成了一个川流不息的文学交流所。
韩少功：仍有人仰望星空
韩少功是少有极有自己定势的作家。他通过“寻根”寻到了楚文化，这个“根”，是贾平凹从秦汉、李杭育从吴越中都未能意识到的。难得是，韩少功从楚辞中找到的桥梁，巧合了拉美的所谓“魔幻现实主义”。
陈村：那就和自己好好玩一场
陈村让儿子记住“父亲的村庄”，他说，“在你走向生命尽头的时候，自然也会有一两个你的村庄。人可能永远需要村庄，人在村庄中是坦然的。”村庄是精神寄付处，无论那里是贫困还是丑陋。
史铁生：有限中无限的可能性
我一直相信地坛与他是建立了某种关系的。我能理解，他是如何在这里，于雨后满园草木的竞长声中，苦苦思索“生而本不平等”；如何在这里，在对游乐场上孩子们欢笑声的呆滞凝视中，找到抚慰自己的理由。在那些阅历无穷、伛偻着无需言语的古柏面前，才懂得了人生其实是如何不足道，是地坛的气场抚平了他心里的伤痕。
王安忆：我们以谁的名义
王安忆的中篇确实比短篇好，长篇又比中篇好。为什么？因为长度足够使她放松。她是一个马拉松选手，跑马拉松的人不宜短跑，靠耐力。王安忆就属于越跑越好的人，这是她的个性使然。
莫言：在深海里响亮沉重地呼吸
莫言的强大，就在他这种非凡的叙述繁衍力，我称它为“令人恐惧的发酵能力”。在1985年，他的才华就像冲决了闸门那样激扬迸射，飞珠溅玉，似乎只需一个意象繁衍，一部几万字的中篇小说，就如舒展地吐出一口长气而已。
马原：十字路口想象的甜蜜
1985—1987，马原与莫言一样光彩夺目。马原吃亏，大约就亏在他追求的形式需要读者的智性解读，这给许多读者理解他的真实意图制造了障碍。
余华：温暖与百感交集的旅程
余华的写作特点是“锋利”，砺乃锋刃，这锋利指他能锐敏切割出现实的断面，让你直视筋髓组织。好刀锋利不见血。
苏童：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
一个作家，长篇小说可能显示的是气度，短篇小说则要在角度选择中显示智商与情商。苏童的短篇构思，可能很得益于他在广泛阅读中，对短篇在有限空间里表达游刃有余回味的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