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流行离开的世界，但是我们都不擅长告别。2016纽约时报年度好书，一部堪比米兰·昆德拉《笑忘书》的伟大作品。
●横扫欧美各大榜单、斯坦福大学奖学金获得者、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安东尼·马拉代表作，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盛赞。
●收获二十九个各类奖项，轰动西方文坛：《纽约时报》年度好书，《华盛顿邮报》年度好书，科克斯书评年度*佳小说，美国国家书评人年度*佳，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文学奖，美国国家杂志年度小说奖……
●大时代、小人物的命运悲歌。如《笑忘书》《二手时间》一样厚重，像《追风筝的人》一样悲情。文本内容厚重可读，长达八十年的时间跨度，九个相互关联的故事，一群肯定生活、却也被生活碾压的人们，在平庸恐怖的年代里，用思念向遗忘和权力抗争到底。
●全球十九国出版，四十余家媒体、近千书评人评为年度关注图书，Goodreads万人评论4.25星，《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纽约客》《旧金山时报》《卫报》《观察者》……长篇报道。
这是一部回忆之书，由多个故事串联而成。全书在列宁格勒的地底隧道揭开序幕，在太阳系的边境谱下终曲。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位不成材的肖像画家受到当局指派，删除官方照片和艺术作品之中的异议份子，而头一个对象就是他的弟弟。于是，他做出了“将自己弟弟的脸孔画入每一幅经他审查的图片中”的决定，其后的数十年，因为这一决定引出了无数串联的故事。
一幅名为“午后空旷的牧野”的油画和一位肖像画家，一位传奇芭蕾女伶和她的曾孙女，一位失明的文物修护师，一位金盆洗手的帮派份子，一位在因地雷爆炸痛失妻儿的鳏夫，还有一位在战争中葬身在画中同一片牧野上的士兵……
有多少人的生命，会因为一幅画而改变？在破碎而悲怆的生命最后一刻，要怎么说，我们曾经拥有过一切。
在我这个世代，修正画家一职，等于是一个拙劣画家的次选酬赏。我在“皇家艺术学院”读了一年书，在学校里，我帮水果盘和花瓶素描，尽量把每一件小小的静物画得跟照片一样真切。接下来进阶到肖像画，我终于在这项最完美的绘画艺术之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志业。肖像画家必须以一笔一画称颂人类的错纵与繁复。在其他数百万人眼中，肖像模特儿的眼睛、鼻子、嘴巴，看来可能看来眼熟，但模特儿的五官，就像画家心中不可或缺的苦楚与喜乐，在他眼中依然独特。艺术起始于这种称颂的心情，或许恩慈和同情也是。如果歹徒在犯法之前手绘受害者的脸孔、法官在判刑之前手绘罪犯的容貌，那么刽子手就没有机会手绘任何一张脸孔。
“艺术让我们不会因真实而亡故。”我把这句尼采说的话贴在工作桌上。但我从学生时代就已知晓，我们可能轻易因艺术而亡故，就像我们也可能死于其他形式的高压胁迫。当然有一小群货真价实的梦想家将尼采所言奉为谕旨，而非对于现实的讽刺。但是这会儿，他们要么一命呜呼，要么锒铛入狱，他们的作品甚至比我的画作更不可能装点皇殿的高墙。革命之后，教堂遭到洗劫，圣物遭到捣毁，无价的艺品被卖到国外，换取工业机械；我起先不情不愿地参与，一边梦想着绘制人物肖像，一边动手破坏圣像，即使是那个时候，我也已一手画出、一手抹去人们的脸孔。
上级单位很快就找上我，交付我一份差事。那些成不了大事的人，就去教书。那些不会教书的人，就去审查其他人的成就。我的下场可能更糟；我听说德国总理希特勒也是一个不成材的画家。
审查工作当然大多由出版单位执行。东删一笔，西删一笔，缩减一些篇幅，即可删除许多不良的内容。这种做法显然有所局限，所以就有了我这种工作的必要。有段期间，我接连四个月，天天拿着喷笔修图，除此之外什么都没做，日子过得毫无指望。
刚到局里服务时，上级没有把这种敏感的工作托付给我。刚上班的头一年，我参照“图书馆禁止一览表”，依据不断添增的最新版本，彻底检阅图书馆的书架，搜寻最近失势官员的图像。没错，这应该是图书馆员的工作，但你不能信任读了那么多书的人。
我在书籍、旧报纸、宣传册子里找到违反规定的部分，他们出现在画作或是散落的照片之中，有些人坐着，有些人站在群众之中。大多图像撕去即可，但是有些经过审查的图像必须加以保留，以示警惕。因此，以墨汁涂去成为解决之道。墨水瓶微微倾斜，滴管轻捏几下，一团亮晶晶的黑色墨水就掩没了那张失势的脸孔。
我只有一次见识到自己的工作多么具有威力。我经常造访国立图书馆的阅览室，用心研究馆中收藏的前革命时期画作，有一天，我看到一位穿了厚呢短大衣的年轻人翻阅一叠装订成册的杂志。他匆匆掠过前半册，翻到一九二六年八月号，盯着一群军校生的肖像。军校生一脸严肃，排成三列，总共九十三人，其中六十二人的脸孔已被我在两年之内一个个涂去。
我依然不知道他搜寻六十二人之中的哪一位，说不定他是那三十一位脸孔未被涂上墨水的军校生之一。他肩膀一垮，一只手紧紧抓住桌缘，稳住身子，褐色的大眼睛流露出某种哀戚的眼神，倒抽一口气，握拳抑制自己的哭声。
仅凭几滴墨水，我已在他心中激起如此强烈的激荡，相形之下，我最温馨感人的肖像画绝对万万不及。画家必须率先成为榔头，艺术品才可能成为敲破我们心中那道石墙的凿刀。
“我们别再浪费时间。”麦克辛说。“今天就得修正芭蕾舞伶。”
“你太操之过急，麦克辛。个人野心可不是什么好事情。”
他嘟囔一声。他这个笨蛋说不定提供了最佳范例，证明人类的老祖宗确实是猿猴。
我们拿到照片已经过了好几天，我原本希望这张芭蕾舞伶的照片会被忽略，消失在不断涌入、触怒当局的图像之中。接待室已经变成堆满纸箱的迷阵，而且箱子每天愈堆愈高。最好置之不理，让照片自然而然销声匿迹。
麦克辛把照片搁在桌上，准备开始工作。我的弟媳不是芭蕾舞伶。这位舞者不是她。我对舞者毫无亏欠。她是一个敌人、一个无关紧要的人物，她甚至不在那里。我已多次用喷笔销毁“托洛茨基的面孔”，我透过他每一个姿态、每一副神情认识他，他变得跟亲人一样熟悉，而我从不懊悔销毁了他，但一想到销毁这个陌生女子，某种情绪却在我心中溃泄，盈满空洞而悲伤的心房。
喂，老兄，回过神来。
“我可以借用你的打火机吗？”麦克辛边说、边举起一根香烟。我把打火机递给他，他点烟，眼睛依然紧盯着我。
他帮喷笔上底色，我注满一个灰阶色系的颜料搅拌罐。他一边吞云吐雾，一边观察学习，偶尔发出惊叹，在他的注视下，我用喷笔修改舞台，让舞台盖过芭蕾舞伶的双腿，我还修改观众的脸孔，让一张张脸孔盖过她的修长的躯体。我已判定她坠入她舞伴的怀抱之中，她从观众席移开视线，望向架设在舞台后头的相机，透过敞开的镜头，凝视着我这个最后一位观众涂去她的双眼。
你必须具备非常高超的技巧和极度敏锐的视觉，才有办法让人物消失于背景之中。我拿起放大镜和尖细的画笔，从她舞伴张开的手指之间，涂去她的纤腰。我用喷笔修改她的手臂，直到只见她的左手臂印蚀于聚光灯中，好像一只飘浮在风中、与一名寂寞男子共舞的手套。我把那只手臂留在原处，继续修图。
舞者的右腿遮掩了前排一位青少年的脸孔，在那个朦胧不清之处，我偷偷画上我弟弟沃斯卡的肖像，肖像只有一张邮票大小，画中的他也是个青少年。这种创意时刻，带给我无上的快感。过去两年来，我已把他嵌入数百张照片和画作之中。年轻的沃斯卡。年老的沃斯卡。人群之中聆听列宁演讲的沃斯卡。在田野和工厂里努力工作的沃斯卡。他挂在法庭、部会、学校、监狱、甚至警察总部的墙上，你若仔细凝视，你会看到沃斯卡怒视叶夫盖尼·塔科夫，也就是那个害他失踪的警察头目。
我担心我会被逮到吗？拜托喔，我的上级只关注我涂去哪些人，根本不会注意到我加进哪些人。
A 面
花豹
圣彼得堡，一九三七年
孙女们
基洛夫格勒，一九三七年至二〇一三年
格罗兹尼观光局
格罗兹尼，二〇〇三年
高加索之囚
车臣高地，二〇〇〇年
中场休息
我们一无所有
圣彼得堡，二〇一〇年；基洛夫格勒，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B 面
白森林之狼
基洛夫格勒，一九九九年
人民的殿堂
圣彼得堡，二〇〇一年
特展
圣彼得堡，二〇一一年至二〇一三年
终 曲
外太空，年代不明
一部堪比米兰·昆德拉《笑忘书》的伟大作品。
──《纽约时报》
历史/真相，用厚重而文艺的笔触控诉时代的罪恶
──《华盛顿邮报》
在一个历史变得如此主观、甚至带着虚幻色彩的公共领域，小说必须作为媒介，担负述说事实之责。 ──安东尼·马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