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领导力曾经是什么？
为何要为起源大伤脑筋？更何况，起源当从哪里算起？首先应当指出，对研究领导力的学者而言，“起源”乃是有记载的历史之初，而非智人之始。自有记载以来，任何具备相当规模和存续时间的组织和社团都曾有过某种形式的领导，该领导往往表现为一个人，并非历来如此——通常是男人， 却并不永远这般。 这未必是说领导一贯并将始终至关重要或不可或缺，当然更不表明其雄性特质，但它却暗含着我们一直都有领导者这一事实。那么，我们当如何证明领导的确不可或缺，或者领导形式和风格是否随时空发生了变化呢？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关于古代领导力的知识主要依赖于书面文献的存在，这就引出了领导力的第一课：一般而言，历史都是由胜者书写的，这既包括获胜的军事领导者，也包括掌权的政治团体。在前一类别中，不妨想想为什么我们对亚历山大大帝或尤利乌斯· 凯撒的胜利倒背如流，却对斯巴达克斯知之甚少，对整个古代不断撼动奴隶社会根基的成百上千次奴隶暴动更是几近无知。答案一目了然，那就是亚历山大和尤利乌斯· 凯撒要么自己书写历史，要么吩咐专业人士为其撰写历史，而斯巴达克斯没有留下任何书面记录，在奴隶主的记录中，提到其他奴隶领袖之处更是寥寥无几。因此需要预先警告诸位，在阅读任何古典时期领导力的记录—当然，当代领导力的记录也是一样—时，需要对资料来源持警醒。那些记录并非事实信息的中立记载；相反，它们是为实现某一特定目的而进行的偏颇记录。
在某种程度上，某个故事是否被记载下来，首先取决于该叙事是否包含被认为意义重大的内容。也就是说，我们倾向于只记录那些在一定程度上不同寻常或非凡罕见的事件。如此一来，就没有多少专著讨论两千年前的中国人如何经营一块小小的农场，也没有多少资料帮助人们了解同一历史时期，高卢的凯尔特部落在相对和平时期的领导风格。但我们有那个时期凯尔特人与罗马人作战的记录，也不乏同一历史时期中国战争首领的记载。然而，关于高卢人与罗马人之间战争的文本是罗马人的文本：首先因为凯尔特人基本上是没有文字的社会，主要还是口头文化，其次则是因为，大体说来，罗马人取得了胜利的同样，能够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保留下来的东西往往是实体的文本和人工制品，而不是口头叙述，因此我们关于非文字社会领导力的了解往往是根据其他人的记录重建的，而那些记录往往是贬抑的。从我们根据考古记录对有文字以前的古代文明的了解来看，由博爱的领袖领导、与邻近部落和平共存的时期实在是凤毛麟角。
这样看来，战争显然是领导实践早期发展的一个关键部分。从如今中东地区的阿卡德的萨尔贡（约公元前2334—前2279）到埃及大帝拉美西斯二世，从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克里特岛文明到同一时期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再到中国黄河流域那些筑有城墙的聚居地， 我们知道，军事领导在人们追求生存和统治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样，这也不是声称领导力起源于战争，或者军事领导是古代时期领导力的最重要元素—我们对这些时期的了解远远不够，无法对此证实或证伪。但的确如此，有些最重要的古典时期领导力文本要么与作战有关，也就是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卡尔· 冯· 克劳塞维茨所谓的“以其他方法延续政策”，要么事关政策本身。古典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尤其如此，下面要先考察这两个时期，随后再转向近现代文献。
作者作为公共领导力研究领域的权*，对于每一问题，从学术的角度切入，辅以翔实的文献研究，也引用历史上的政治领导、公共管理事件，使得本书不仅专业，可读性也很强。
——王辉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泛太平洋管理学会院士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