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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
出版时间 :
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葡萄常”料器·常弘
0.00    
图书来源: 浙江图书馆(由图书馆配书)
  • 配送范围:
    全国(除港澳台地区)
  • ISBN:
    9787565617775
  • 作      者:
    苑利,顾军主编
  • 出 版 社 :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 出版日期: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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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题材、新类型,市场上稀少,一本关于“葡萄常”料器的口述史图书,一本如此精心打造、注重每个环节、非遗相关的平民价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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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常弘,女,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1962年出生于北京,为“葡萄常”第五代传人。原工作于北京市绢花厂,现已退休。从小与“葡萄常五处女”生活在一起,耳濡目染家族技艺。母亲刘悦民,为“花儿刘”后人。于2003年正式恢复“葡萄常”传统制作技艺,在继承祖辈技术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制作出不同种类的“葡萄”。她的作品艺术感极强,极为精致,多表现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场景。手艺以清新、自然为特点。2004年9月,她携作品参加北京市文联、北京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在中华世纪坛举办的“建国55周年还看今朝”大型民间艺术展。同年,向专利局申报“葡萄常”专利。2006年6月10日,她参加在北京地坛举办的宣传活动,现场展示“葡萄常”的工艺。同年12月14日,常弘及其妹妹携“葡萄常”作品参加首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2007年,她的“葡萄常”工艺作品获得北京工艺美术行业金奖。2008年,她入选第一批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名单。同年,她带着作品来到奥运村,现场为各国运动员展示“葡萄常”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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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是首套关于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列口述史丛书,它旨在抢救整理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珍贵的历史资料(口述资料),使鲜活亲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进寻常百姓的生活,并使其在普及中得以保护和发展。本书为此丛书中的一本,由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葡萄常”料器传承人常弘亲自口述,涉及古涉及弘“葡萄常”料器的制作过程、传承脉络、传奇之处以及隐藏在这些背后的人生历程、沧桑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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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摘
  “葡萄常”的历史也就是我们家的家族史,漫长而且特殊,从1894年算起也有100多年了。有点类似于电视剧《大宅门》,人物众多,关系错综复杂,情节跌宕起伏。据说当年我们家是跟随清朝皇后钮钴禄氏一起进关的。满族的天下有一半是蒙古族打下来的,那个时候为了巩固政权才蒙满联姻的。因着这层关系,我们整个家族来到北京,扎根在这里,繁衍生息,代代相传。我们家属于蒙八旗,最早是在崇文门一带居住,这里是正蓝旗聚集地。那时候八旗子弟的孩子属于“铁杆庄稼”,生一个孩子就得一份钱粮,不用工作也不允许工作,只许读书练武,所以不需要为生计发愁,过得蛮清闲的。众所周知,许多的八旗子弟就开始成为纨绔子弟的代名词。到了清后期,政府财政状况每况愈下,要抵御外辱又要应付各地起义,难以支撑庞杂的皇室、旁系家族开支和大量的冗官闲衙。于是朝廷开始削减钱粮,无论是口粮还是金银财富都不再那么充足了,这样的情境就逼得这些八旗子弟要自己想办法谋生。我理解的,那会儿大家生活得很安逸,谁都知道八旗子弟会玩儿,有些玩出道道来的最后就变成手艺了,有些索性就自甘堕落,玩物丧志,一蹶不振,可能就此隐去,销声匿迹。
  我的老祖常在可能就喜欢手工艺,喜欢做活,所以就鼓捣点小玩意儿。起初,老祖从城墙边上挖点泥,做些泥玩意儿,什么泥葫芦、泥娃娃之类的。后来他发现市面上有不少泥捏的小动物和小娃娃都不太逼真,他看来看去,看出了门道,发现是眼珠子做得不行,泥做的眼珠不够传神。他不断地观察,发现用料器做眼珠会更加的玲珑剔透,于是便开始使用玻璃作为手工艺品的原材料。做好后,还偷偷地拿到集市上去试着卖卖,没想到还真卖出去了,居然可以挣钱、养家了。这之后,老祖用挣来的钱,不断改进手艺,用玻璃制作各种玩意儿,我们家的料器葡萄也就这样慢慢诞生了。说实话我真佩服我老祖的聪明劲儿,又吃得了苦,作为原本养尊处优的八旗子弟真是不容易。不过料器葡萄这种工艺品成本比较高,在当时也算得上是“奢侈品”,基本只为宫廷制作。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们家开始真正制作料器葡萄。做出名声来是在慈禧太后六十大寿那一年,光绪末年。大家都知道我们家的“葡萄”做得挺好,于是内务府下指令,让我们做一份摆在现在的“德和园大戏楼”的边上。慈禧太后每次过寿都爱去“德和园大戏楼”看戏的,于是在大寿那天,她走过戏楼,看到了一架子葡萄,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当时已经是深秋了,绝无可能会有新鲜葡萄。太监告诉慈禧太后说这是假的,当时她还不信,后来拿近了一看,才确信是假的。我们觉得当时慈禧太后的心里一定是特别欢喜的:民间竟然会有这么好的手工艺,而且还是旗人做的,难道不是彰显我朝能人辈出吗?葡萄寓意子嗣绵延,这不就是在预示我大清朝会绵延万代,千秋不朽吗?实在是太好了!
  于是,太后娘娘一开心就把我的老祖常在招进宫去了,封了一个“富贵常在”。慈禧太后问老祖:“你们家是做什么买卖的啊?”老祖说:“没有正式的买卖”。慈禧太后说:“那赐你一块‘天义常’的匾,回家做生意去吧。”回来没多少天,宫里就送了块匾过来。(由于历史原因,在“文革”期间此匾流失)为了感激慈禧太后的恩情,我的老祖韩其哈日布,这之后就改名为常在了。【图3常在老照片】随着时间的推移,索性将姓改为“常”,从此我们世代都用“常”来做姓。可以说没有慈禧太后与我老祖的这段故事,就不可能有“葡萄常”名字的出现。我的老祖不再是穷光蛋韩其哈日布,而是“葡萄常”的常在,有朝廷的恩典可以从商,可以自食其力,免受贫穷。于是从那时起,真正应了“葡萄”之意,我们家族也开始人丁兴旺起来,生意也越做越好。
  老祖常在有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按照我们蒙古族的习惯他给两个儿子起了蒙古族名字,老大叫扎伦布,老二叫伊罕布。然后又按汉人习惯起了汉名分别是常桂馨、常桂臣。三个女儿的名字完全是入乡随俗起的汉族名字,大女儿常桂福、二女儿常桂禄、三女儿常桂寿,“福禄寿”寓意吉祥长寿,她们三位就是我的老姑奶奶。老祖常在做手艺之后,家庭比较宽裕了,开始注重对孩子的培养。那时的社会重男轻女,老祖也不例外。他对大儿子寄予厚望,希望大儿子能够出人头地,读书做官,于是就送大儿子去读书。到了清朝末年的时候旗人可以参加科考了,大儿子就去考,中了一个四品官,但是个虚官,没有什么实际的权力。然后老祖就跟考官说儿子就是试一下,我们自家有生意,没想当这官。老大回家以后继续做家里的生意,因为他有文化,所以主要让他做一些对外推广的工作。老二常桂臣自小身体不是太好,所以就没有送去读书,而是跟随老祖学起了手艺,充当这个手艺的继承人。常桂臣不怕吃苦受累,按照老祖的指点慢慢摸索出了门道。在他少年时,就已经将制作玻璃葡萄的所有工序了然于胸了。这时候,我的三位老姑奶奶“福、禄、寿”也跟随她们父亲学习手艺,一直默默地帮助家里经营事业。
  要说“葡萄常”最辉煌的时期,当然得数1914年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了。那时候清政府很看重这个博览会,从民间征集了许多工艺品,其中就有我们家“葡萄常”。这次参加博览会的作品是老二(常桂臣)设计制作的。博览会后,“葡萄常”开始在国际上扬名了。国外也开始有大量的订单,因着那时候都是现金交易,所以我们家一下有了二十多个国家的货币,其时都是准备留给我们这些小辈的,只可惜后来抄家的时候遗失了。2010年,上海举办“世界博览会”的时候,我带着“葡萄”去参加了,恍惚有种时空穿越的感觉,就好像我的祖辈就是在这个博览会上获得的奖。“葡萄常”是在巴拿马博览会上发扬光大的,没曾想时隔九十多年,博览会来到中国,我有幸参加,旁人是体会不到我这种既兴奋骄傲又惆怅满怀的感觉的。
  “葡萄常”的历史发展轨迹与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脉络联系异常紧密。历史上,国家一动荡,“葡萄常”便岌岌可危。而每每“葡萄常”发展得好了,订单多了的时候就是我们国力强盛的时候,“葡萄常”的命运与国家政局的波动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这也就证明了这门手艺是非常脆弱的,平常人家会觉得这个东西不当吃不当喝,一个装饰品的价钱可以买多少葡萄吃啊,买它有又什么用呢?只有在国富民强,百姓安居乐业,吃饱穿暖,有闲钱去追求精神生活的时候,“葡萄常”才能兴盛起来。这是所有手工艺的宿命,也是我们手工艺传承者必须清楚认识到的。
  巴拿马博览会之后,常桂馨和常桂臣两兄弟也都娶妻生子了,我们家族开始有了第三代。常桂馨有了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儿子分别取名为常玉华、常玉光、常玉普、常玉照。四人的名字连一起就是“华光普照”,老祖希望借名字为“葡萄常”带来好兆头、光耀门楣。女儿取名常玉清。常桂臣只得一个女儿,取名常玉龄。由于当时重男轻女的思想实在严重,老祖常在对于“华光普照”四人相当疼爱。加上他们四人嘴都很甜,哄得老祖很开心,于是他们被宠得不像样。据说,老大(常玉华)人是特别好,但是爱喝酒,撒酒疯。老二(常玉光)抽白面。老三(常玉普)不要强,好吃懒做。老四(常玉照)很有文化,写字很漂亮,但是很有个性。他们四个公子哥儿整天游手好闲、不学好,到处赊账,债主时不时地就会来我们家要账,到后来,有许多压根不存在的账都自己跑了出来,随便一人上门便称“华光普照”赊了账,要求还钱,家里人也不得不给钱。随着清王朝山河日下,经济愈发不景气,家里的生意也开始一天不如一天。即便四人都会手艺,但也不能支撑我们这个家业。后来老三、老四都出家了。作为家中的男丁,“华光普照”没有起到光宗耀祖的作用,而且使得我们家族渐渐败落下来。现在我总是翻来覆去地看《家》、《春》、《秋》这些书,因为总能从中找到我们家的影子,让我感触很深。
  二、终身不嫁只为艺
  在我们老常家,家业的维系与发展中,女人功不可没,没有她们就没有如今的“葡萄常”。家中男丁“华光普照”个个不争气。老祖常在和他们的父亲对于他们的所作所为视若无睹。可是在旗人的家庭里,姑奶奶是极有地位的。媳妇是没有话语权的,一点地位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姑奶奶不定什么时候被皇上看上了,就有可能做皇后了。老姑奶奶常桂福不能眼睁睁看着家业被毁,于是找到他大哥常桂馨说理。她说:“我们姊妹三人,在家里没日没夜地干活,只要活紧,人家订单下来,我们起五更睡半夜,手指头扎得快成筛子眼儿了,老常家这点东西都快被你的儿子们折腾完了”。老祖常在觉得女儿絮叨,就说:“‘葡萄常’是要留给‘华光普照’传承下去的,你们女孩子早晚要出嫁,不能指望你们一辈子”。当时36岁的老姑奶奶还没有出嫁,听到这话,心里百般委屈。之后老姑奶奶便遁入空门,削发为尼。三位老姑奶奶中常桂寿心思最活、善于动脑、有主见,也练得一手好字。常桂禄则是敢说、敢干,同时她的手艺也是最好的。眼看着社会动荡,家业不振。老姑奶奶常桂禄激动地说:“为了咱们常家的手艺,为了‘天义常’这个金字招牌,瞎子瞎眼——豁出去了。咱们姊妹终身不嫁,就当一辈子老姑娘了。”这时候还是家中的晚辈的常玉清和常玉龄两位姑奶奶也都长大成人了。她们看着自己的姑奶们这么坚定,两个人也毅然决然加入其中,一辈子不嫁,守候我们常家的手艺。老姑奶奶常桂福,出家以后也没有忘记给家里出力,当时做活都是租别人家院子,院子场地小,所以吹珠都是在她的庙里完成的。她出家不是说像人家净身出户出家那样,而是算嫁到了庙里头,她把自己的嫁妆都带到庙里去了。据说那时候,我们家买下了那座庙,庙也是我们家自己的产业,现在这座庙就在陶然亭那边。之后常家的大小事务就落到她们身上。“葡萄常”的核心技术也都传给了常桂禄和常桂寿,一直传承至今。正是这样一段坎坷的家族经历,才使得我们家“葡萄常”有了“传女不传男”的俗规。【图4“葡萄常五处女”】
  “常家五处女“为了我们这个家辛苦劳作。当时她们都住在一个三进的四合院里,由于家族最终败落,这个四合院也就没有了。后来最终在原址上重新买了一个四合院,便在“唐刀胡同”那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都是居住在那个地方。老姑奶奶们用自己的力量支撑起了我们这个家族。我的父亲常秀厚是在老姑奶奶们的抚养下长大成人的,这种养育之恩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很可惜父亲这一辈并没有继承“葡萄常”的手艺,而是干起了革命工作,不过之后的工作也都是与“葡萄常”密切相关的。
  新中国成立后,手工业百废待兴,当时是人民日报社总编辑的邓拓以记者的身份来我们家里采访过三次,他是被我们家五处女的事迹所感动,多次撰写我们家族的故事。后来也是通过他,毛主席才关注到“葡萄常”的事迹。毛主席曾在“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讲话中特意谈到“葡萄常五处女”,那时候有个趋势要砍掉四旧,很多好的东西被砍掉了。毛主席在这个背景下提出这个概念:“像‘王二麻子剪刀’,像‘葡萄常’这些都是比较好的工艺应该保留下来。”毛主席提到“葡萄常五处女”,对于我们家族来说是无上的光荣。
  1957年,国家实行公私合营。老姑奶奶们不用为生计发愁了,她们也正式加入到了集体经济组织中,“葡萄常”成为北京绢花厂的一个车间,她们五人都被评定了工资,按照教授级别发放,很高。起初老姑奶奶常桂禄不愿意,她说,我们自己家的生意做得还可以,都交公了实在可惜。国家为说服老姑奶奶,就把我父亲调过去当了党支部书记、副厂长。原先我父亲在区委上班,后来又调去了区法院。可是老姑奶奶还是不愿意,后来我父亲弄来一辆大马车,把我们家东西都弄到单位去了,这样老姑奶奶也无能为力了。因为父亲是党员,要响应号召啊,国家说公私合营,那么就必须照办,即便是自己家人也要坚决执行。听说父亲回到家就挨了骂,骂就骂呗,反正是自己的亲人。就这样我们“葡萄常”就被公私合营了。也就是在这一年,我们家第一次招收了四名外姓女徒弟。1959年的时候我的老姑奶奶常桂寿去世了。她这个人就是在家闷头干活,身体比较弱,是几个老姑奶奶里长得最漂亮的一个。
  60年代,我母亲嫁进来了,她也是在花市大街一带做手工艺的,是“万聚兴花儿刘”的后代。【图5常弘老师母亲照片】古时候宫里梳“两把头”的都要往头上插绢花,平时梳个头也要插绢花,这绢花正根儿就是我母亲“花儿刘”。我的童年时代就是跟随老姑奶奶一起生活的,当时我们一大家子都住在一起,住在“唐刀胡同”的四合院里。那四合院有四间半宽,三间半北房,三间半南房,东西各两间房。那时,一大家子人经济虽然不富裕,但是过得很平和。
  但好景不长,“文革”来临,邓拓遭到批斗。由于邓拓是第一个报道我们家故事的记者,因而我们跟他的关系相对密切,之前他还专门为“葡萄常”题了字【图6“葡萄常”题字照片】,所以当时“三家村四家店”的事情,我们家也受到影响。当时还有人说邓拓有枪,把枪藏我们家了。那个时代这种没影儿的事儿也有人乱说。我们这里是平民百姓聚集的地方,如果有一家特别出头的话其他人家是会眼红的。在那动荡的十年里,我们家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老姑奶奶也都不再制作“葡萄”了,绢花厂的“葡萄常”车间也解散了。而且那十年里,跟我朝夕相处的老姑奶奶常桂福、常桂禄以及姑奶奶常玉清也相继去世了。在我的记忆里,家里总是一片狼藉,珠子散得满地都是,父亲总是一脸疲惫,胸前挂着沉重的木牌子。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了。1978年改革开放,国家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篇,我们家也开始了不一样的生活。这年有大批的返城青年,就业压力特别大,国家为了安置待业青年,就把很多手工艺制作重新找了回来。当时,是国家副主席李先念最先关注我们“葡萄常”的。他认为“葡萄常”是人员密集型产业,而且因为全程必须是手工制作,便需要大批劳动力,可以养活一批待业青年。于是就由两个街道办事处牵头,一个是花市街道办事处(这个牵头人是搞舞蹈的,不太懂我们手工艺这方面的事,干了一年多就干不下去了),另一个就是安定门街道办事处,负责的同志找到我家说,他们想做“葡萄常”这事,然后就把姑奶奶常玉龄给请了过去。【图7“葡萄常五处女”之一常玉龄】对已然是66岁高龄的姑奶奶来说,还能为国家尽绵薄之力,是一件光荣的事情,于是她便带领了一批青年在自家的小院子里开始了制作,一干就干到了1986年。姑奶奶常玉龄的手艺是老姑奶奶常桂禄手把手教出来的,她制作的玻璃葡萄浑然天成,晶莹剔透,手艺绝对一流。现在在古玩市场上对于标明是常玉龄制作的“葡萄”,一小串也要上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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