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都·纳皮尔（Augustus Y. Napier），1938年生于美国乔治亚州，北卡罗来纳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曾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跟随卡尔·惠特克实习，他们后来由师徒关系发展成为合作关系。后任职于威斯康星大学精神医学系，并参与了儿童与家庭研究计划。目前在亚特兰大负责一个家庭治疗工作，经常与同样是心理治疗师的妻子一起为一些家庭提供治疗。多年来一直在为一些专业报纸撰写文章。

　　卡尔·惠特克（Carl A. Whitaker），1912年生于纽约，雪城大学医学博士，在路易斯维尔大学接受精神医学训练。1955年参与开办了亚特兰大精神病诊所，开始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并研究他们的家庭。1965年成为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精神医学教授，在那里工作直至1982年退休。曾在很多权威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并参与编写了多本心理学教材。


　　李瑞玲，台湾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曾任东吴大学心理学系主任、东吴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影评人、电视节目主持人。现任教于东吴大学心理学系。

　　为什么本该亲密无间的家人之间会有种种矛盾？为什么我们总是肆无忌惮地对最亲的人恶言相向？为什么我们总是要的太多而付出的太少？为什么父母的婚姻对我们的家庭有如此大的影响？
　　与其步步退避、不知所措，还不如快翻开这本书，看权威心理治疗师的分析解答。
　　作者用生动细腻的语言为我们讲述了布莱斯一家从四分五裂，到求助家庭治疗师，最后在理解和倾听中重建爱的信仰，重获新生的过程。借由书中家庭所面临的危机，作者带我们揭开了家庭治疗的面纱，也向我们解释了家庭中存在已久的制衡力量、三角关系以及原生家庭的影响等诸多问题。
　　本书于1978年成书以来，在全美掀起了广泛讨论的热潮，成为家庭心理治疗领域极具影响力的作品。

　　家庭治疗在第一回合的面谈中免不了要面临一场“结构之战”—— 寻求治疗的家庭会有意无意制造某些状况来考验治疗师对治疗结构所定的原则，借以探测双方的信心。
　　两位治疗专家惠特克医生和纳皮尔医生在第一次面谈布莱斯一家人时，就面临了这样的考验：他们“无意”地把丹留在了家里；治疗师则坚持要等丹出席才肯开始治疗。而父母则认为克劳迪娅才是问题所在，丹不来有何关系？他们担心克劳迪娅随时会离家出走，说不定等不及下一次面谈就会自杀。
　　临走前，惠特克医生走到六岁的劳拉身边，请求她帮忙。六岁的孩子鼓起勇气说出了一句话：
　　“我不喜欢他们吵架。”卡尔用温暖的口气请求和她握手，劳拉伸出小手，一老一小双手握在一起的时候仿佛给这个热锅上的家庭平添了几许力量与温馨。
　　“想不想和我一起去见一个新家庭？”卡尔在电话里问我，他是我现在的同事，以前的老师，不过他今天的声音听起来不像平常那样轻松自信。
　　“金牌律师的父亲，脾气不好的母亲，还有一个青春期的叛逆女儿。”他的邀请里带着善意的挑战。
　　“好啊！”我当下就答应了。“什么时候？”通常我同意当别人的辅助治疗师之前，一定会先仔细考虑，但如果是卡尔的话，那就不必多此一举了。
　　我们约定了一个这周两人都方便的时间，卡尔说：“我会先和他们确认看看有没有空。” 正要挂电话时，我问他：“开始之前，有什么需要我了解的吗？”
　　卡尔显然在赶时间：“除了情况很紧急外没别的。这个家庭是一个儿童精神医师委托的，他说女孩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糟。他一直在为这个女孩做单独治疗。这家人并不觉得家庭治疗有什么用，但他们说他们都会到的。”
　　“他们家有多少人？”我问。
　　“5个，还有个小点儿的弟弟和妹妹。”
　　“我会好好准备的，星期四见了。”
　　1.1　情况紧急的家庭
　　虽然从我的办公室到卡尔任教的精神医学系并不远，可我还是迟到了。在这么凉爽惬意的六月天里，我不由地把车开得不紧不慢。大步跨进卡尔办公室时，我意识到无意中正好让卡尔能有时间跟这家人解释需要一位辅助治疗师的原因，以及介绍我的胜任资格。他大概已经提到我是执业心理治疗专家、临床心理学博士，是个值得信赖的同事；也一定谈到了家庭所拥有的力量，以及治疗师如果协同合作的话会更有效果等等。由于这个家庭主要是委托给他的，所以由他在社交方面下点工夫是有帮助的。因此，我对迟到没有很在意。
　　卡尔将我介绍给这家人：“这是大卫、卡罗琳，他们的女儿克劳迪娅、劳拉。我们正在等他们的儿子丹。”尴尬的时刻来了：我不确定要不要和他们握手。在家庭治疗开始前，社交上的客套虽然不能避免，但同时也应该保持必要的专业上的距离感。双方都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大卫不安地笑着伸出手来，才化解了这个两难的局面。“很高兴见到你！”他言不由衷地说。他的长相很温和——高大、方肩、戴着眼镜。用敏锐、颇具洞察力的眼光直视着我，但同时又像要退缩，仿佛怕自己受到伤害。他看起来果断、机警、友善，但神情又有些惧怕。那犹豫的姿态，宽松的斜纹软呢套装、眼镜，镜片后锐利、善于分析的眼神，明显透露出他从事的是脑力工作。
　　他太太并没有伸手。她是个苗条的漂亮女人，但看来很沮丧。和她丈夫一样有头深色卷发，身穿裁剪合宜的麻质套装，窄领的边缘露出鲜红的围巾，上衣扣着银胸针，我从她的微笑里嗅得出生气和沮丧。
　　十六岁的女儿拘谨地对我点头笑笑，但又坐在那里纹丝不动。她比她妈妈漂亮，同样纤细的身材和卷发。她很不安，也很愤怒。向我点过头后便羞愧地垂下眼睛，似乎认定自己是使全家来此治疗的罪魁祸首。
　　另外那个六岁左右的小女儿坐在卡尔的迷你摇椅上，椅子虽然小了点，可她还是前后摇得很起劲。“嗨！”她高兴地向我打招呼，看来是个快乐活泼的孩子。她母亲朝她比比手势，示意她别摇得那么用力，她听话地慢了下来。
　　卡尔办公室较长的两头面对面摆了两张大的皮沙发，沙发之间一边是三张皮椅子，另一边是卡尔面对角落的书桌，桌旁是旋转椅和辅助治疗师的椅子。大家的座位形成一个很整齐的矩形：父亲和大女儿坐在相邻的两张皮椅上，母亲单独坐在一张大沙发上，小女儿则坐在很靠近母亲的小摇椅上。我注意到两个女儿各跟着父母中的一方坐，而父母则分开坐。
　　我坐在我的椅子上，充满感情地环顾着这个熟悉的办公室。这里干净而舒适，书架整齐地排列着，每个可利用空间都摆放着他事业的纪念品：雕塑、画、照片、剪报、漫画、海报、五花八门的艺术品，都放在一个个复杂图案的东方特色的垫子上。
　　卡尔坐在他的椅子上抽着烟斗，轻松地等待着。六十多岁的卡尔，是威斯康星大学的精神病学教授，也是家庭治疗师。他是个中等身高的健硕男人，一个漫不经心与细致、温和与警觉的混合体。他有着年轻时在农场练就的结实手臂和友好的性情，即使在这休息的间隙，他的目光还是那么犀利、敏锐，脸上挂着富有经验和洞悉人性的笑容。
　　我用轻松的语气问卡尔：“可以谈谈这个家庭的情况吗？”我们有意把对家庭的基本介绍保留到他们都在场时才提出来，这样他们就能确切知道，我们对他们究竟有多少了解，同时我们也可以自治疗初期就与被治疗者建立起开放式的沟通模式。
　　“嗯……”卡尔有点踌躇，我知道他是顾虑到那个还没出现的儿子。
　　“好，我就借等丹的这段时间给你介绍一下。”他停下来想了想。“布莱斯太太是上星期给我打电话预约的。她是约翰?西蒙医生介绍过来的，他之前已经为克劳迪娅治疗了好几个月。”这个名字我很熟悉，西蒙医生是儿童精神科医师，他的案例大部分是青少年。“西蒙觉得情况并没有改善，他们一家也都有同感。”卡尔停顿了一会儿。
　　“电话里布莱斯太太谈的大部分都是她和克劳迪娅的问题：她们一直争吵的情形、克劳迪娅怎样开始离家出走，以及她很为她担心等等。布莱斯太太觉得克劳迪娅近来有很多奇怪的想法。听起来这个家庭里存在的压力已经开始扩散到了每个家人身上，她不想让最小的劳拉也卷进这场家庭风暴里，但我们在电话里一致同意全家人至少在第一次治疗时都要到齐。就像我之前跟你说的，情况似乎相当严重。”
　　克劳迪娅瞪着她母亲，为刚才听到的话而生气，她用尖锐刺耳的声音说：“亲爱的妈妈，我觉得你自己才有一些很奇怪的想法——好比我得在太阳下山时就上床睡觉，还要乖得像六岁小孩子一样！”她生这么大的气，实在把我们都吓到了。
　　布莱斯太太也不甘示弱瞪着克劳迪娅，就好像有人在她们之间布下强烈的磁场，把她们紧紧拉向对方。布莱斯太太说：“我认为你有些想法很奇怪，我很担心。”她的声音夹杂着攻击和忧虑，而且为卡尔之前所说的话设防起来。布莱斯先生看来很害怕，他似乎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母亲和女儿显然都在备战，但如果真让她们吵起来，就会铸成大错。卡尔向她们伸出手，好像要解除两人间的磁场一样，声音坚定地说：“我得让你们俩停下来，我想等丹来。”她们把目光从彼此身上移开，剑拔弩张的时刻总算过去了。
　　1.2　他为什么缺席？
　　“他在哪？”我转头问母亲。
　　“我不知道，”她的声音听起来很疲倦、很丧气。“前几天他说不来，他不想参加家庭治疗。今天早上又说要来。我们出门的时候，他还没从美术班下课回来。我们可以先开始吗？也许他就快来了，我留了字条要他骑自行车过来。”
　　卡尔的回答一如我所料：“我觉得应该等一等，如果我们现在开始，丹就没有从头参与，我希望治疗开始时，大家能都在场。”卡尔的话里没有任何不近情理之处，但也显示出一定要等到丹来再开始的决心。他又扬起眉毛问：“你要不要打个电话给他？也许他已经到家了。”
　　“好啊！”布莱斯太太说着从沙发上站起来，大步走向卡尔的书桌。她拨电话时屋里的气氛变得紧张和沉默，电话铃响的时候更是鸦雀无声。
　　“没人接，”她叹口气坐下来，“现在该怎么办。”
　　卡尔看起来镇定自若，他把身体往后一靠，椅子发出声响，继续吸着烟斗，“反正时间已经空出来了，我们可以等。”
　　“我打到美术班看看。”卡罗琳再度起身走向书桌。
　　大家听她这么一说，好像都松了口气。我们已经料到估计得等一个小时，就只能互相看来看去，尽量找话说。想到丹可能还在美术班里，大家顿时轻松起来。大卫奉承卡尔说：“我喜欢你的烟，什么牌子的？” 我想他是下意识地在表达：我欣赏你的执着。
　　布莱斯太太打电话时，其他人又继续随意闲聊着。克劳迪娅这时也稍稍放松了一些，她笑着指向衣帽架说：“那是做什么的？”挂在架上的是两根棍子，粉红色的一根上面标着“她的”，白色较长的一根标着“他的”，
　　“我猜是一个以前的病人送的礼物。”
　　卡尔报之一笑：“你猜对了，不过在我有更大的之前，我是不会让别人用它们的。”
　　“哦？！”克劳迪娅说，一副兴趣来了又有点害怕的样子。
　　接着劳拉也用稚嫩的声音兴高采烈地问：“那是什么？”
　　她手指向卡尔墙上挂的抽象钢铁雕塑，我一直觉得那个形状像棵在风中摇曳的树，但我意识到应该将注意力从卡尔和他的办公室转移开，所以在卡尔还没来得及开讲它的来龙去脉前，我就打岔：“那是他祖父。” 他们听了都似懂非懂地，兴奋地笑了起来。事实上，的确挺好笑的。我又接着说：“如果你们觉得它的样子算奇怪的话，那你们真应该见见他祖母！”这次他们真的笑开了，布莱斯太太也从电话那边转过身来看什么事这么好笑。人在焦虑不安时，几乎什么笑话都会戳中笑点。我朝卡尔笑了笑：“抱歉！打断了你的故事。”
　　卡尔有点慌乱，但他马上露齿笑道：“他等不及听我把老掉牙的故事再讲一遍。”
　　我无奈地耸耸肩，于是他开始讲起来：“这个雕塑挂在那儿的时候，我的病人可以产生无数的联想，每个人看到的都不一样。可是有一天有人问，我觉得它是什么时，我脑海里突然间闪过一个疯狂的念头：那是我祖父的骨头黏起来的。然后我马上就明白了这个念头是从哪儿来的。因为我是温和型的人，我父亲也是，但我祖父的个性却非常强硬。他的大脚趾长疽时，干脆用小刀把疽挖掉，甚至连医生都不看！我想我买这雕像就是希望自己也能有祖父的几分刚毅和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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