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那是四月里一个明朗而清冷的日子，时钟正报十三点。温斯顿?史密斯把下巴缩进胸前，竭力躲避讨厌的冷风，急匆匆地穿过胜利大厦的一道道玻璃门，不过快归快，却无法防止随他刮进来的一股沙尘。
门厅闻得见熬圆白菜和旧席片的气味。门厅的一头，有一张彩色宣传画贴在墙上，在室内陈设显然大而无当了。那上面只画了一张硕大无比的脸，足足有一米宽：一张四十五岁男人的脸，蓄着一撇浓密的黑胡子，见棱见角的五官很漂亮。温斯顿径直走向楼梯。想坐电梯只能白想。即便在最好的时刻，电梯也很少运行，何况眼下是白天时间，电路早拉闸了。为过仇恨周做准备，节约用电势在必行。住宅在七层，温斯顿三十九岁了，右脚脖子上有一片静脉曲张，爬楼慢吞吞的，一路上休息了几次。每到楼梯平台，电梯的对面，宣传画上那张硕大无比的脸，从墙上正往下审视。这种宣传画如出一辙，眼神画得很绝，两只眼睛盯着人不放，你走哪里追到哪里。画中人下面写了一行字：老人家在关注你。
住宅里，一条洪亮的嗓子在读一串数字，与生铁总产量有关。这声音来自一块椭圆形金属板，像一面模糊的镜子，构成了右边墙壁的一部分。温斯顿关掉开关，那声音低下去不少，只是说出来的话依然清晰可辨。这个装置（名叫电屏）可以调低声音，但是无法完全把它关上。他径直走到窗户前：他身材矮小，羸弱，单薄的身子越发凸显了那身蓝色的工作服，那是党的统一制服。他的头发金灿灿的，脸色天生红润，脸皮却由于使用劣质肥皂和钝剃刀片糟践得不成样子，更别说被刚刚过去的冬天的寒冷侵袭过了。
室外，即便通过关上的窗格，世界看起来也是冷飕飕的。下面的街道，阵阵冷风吹起小小的旋涡，把尘土和碎纸卷扬起来，尽管太阳炫耀，天空碧蓝，然而似乎任何东西都毫无色彩，只有宣传画张贴得到处都是。那张黑胡子浓密的脸占据了每个显眼的地方，咄咄逼人地向下注视。紧邻对面的那座房子的正面，就有这样一幅人像。老人家在关注你，人像下面的文字说，与此同时那双黑洞洞的眼睛直愣愣地逼视着温斯顿的双眼。下面街道沿路，还有一幅宣传画，一个角撕破了，在风中一张一弛地摔打，把宣传画上唯一的一个词“营私会”一会儿盖住，一会儿露开。远处，一架直升机在屋顶一闪而过，像一只绿头大苍蝇盘旋一会儿，打一个弯儿飞走了。这是警察巡逻，在窥探人们的窗户。不过，警察巡逻无关紧要。要命的是思想警察。
温斯顿的身后，电屏上传出的声音还在喋喋不休地报告生铁总产量，以及第九个三年计划的超额完成情况。电屏管接受也管放送。温斯顿只要弄出声响，比低声细语稍大一点儿，电屏就会悉数接受；更有，只要温斯顿待在那个金属板可控的视野范围，就会被电屏看到并听见。不用说，你无法知道你是否被关注，随时随地被关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系统，思想警察介入任何个人的线路，都只能靠猜测了。甚至可以想象到，他们关注每个人，随时随地。总之，他们可以介入你的线路，肆无忌惮。你不得不依靠本能形成的习惯活着，习惯成自然地生活——那就是假定你弄出的每一个声响都被听见了，而且，除非在黑地里，你的每一个行动都被监控到了。
温斯顿一直背对着电屏，这样比较安全。虽然，如同他很清楚的，即便是脊背也会暴露问题。一公里远就是真理部，他上班的地方，大厦拔地而起，雄踞于肃穆的市景之上，白花花一片。他带着一种模糊的反感情绪想到——这，这就是伦敦，一号简易机场的主要城市，一号简易机场本身就是大洋国人口位居第三的省份。他努力搜寻一些童年的记忆，可以告诉他伦敦是不是一向就是这个样子。这城市是不是一向就是破败的十九世纪的房子组成的景象，山墙靠木头支撑起来，窗户上挡上了硬纸板，屋顶上覆盖了凹凸不平的铁片，乱糟糟的花园墙壁东倒西歪？轰炸过的遗址上墙灰尘土弥漫空中，柳叶菜在碎石堆上杂乱无章；炸弹炸出来空地的地方怎么就一下子冒出来鸡笼一样的一丛丛破烂的木头住房呢？不过想也没有用，他记不起来了：他儿时的景象什么都没有留下，只有一串明亮的场景，没有背景映衬，几乎辨别不出来了。
真理部——用新话语来说叫“真部”，一眼看去与任何别的物体都迥然不同。它是一座巨大的金字塔式的建筑，白色的水泥闪闪有光，高耸入云，拾级而上，三百米凌空而起。从温斯顿站立的地方望去，正好看得见白色正面墙上凸显出来的大字，那是党的三句口号：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真理部，据说，仅地面上就有三千间屋子，和地面下的建筑构造大同小异。在伦敦城里，类似的样式和规模的建筑物还有三处。它们在周围的建筑中大有一览众山小之势，从胜利大厦的屋顶，你能同时把四座大楼尽收眼底。它们是四大部门的大本营，整个政府机构划分成了四个大部：真理部，控制新闻、娱乐、教育以及艺术；和平部，主管战争；仁部维护法律和秩序；富足部负责经济事务。它们的名字用新话语来说，即真部、和部、仁部和富部。
仁部是真正令人胆战的部门。整栋建筑都没有窗户。温斯顿从来没有涉足过仁部，连半公里的范围都不敢涉足。那地方就不可能进入，除非办公事，即使办公事也得通过重重倒刺铁丝网、铁门以及暗藏的机关枪掩体。就连通着仁部外围道道阻隔的街道，都有身着黑色制服的警卫站岗放哨，个个凶神恶煞，佩发了多节警棍。
温斯顿猛然转过身来。他立即把面孔换成了一副相当乐观的表情，这是面对电屏时最可取的脸色。他穿过房间，进入狭窄的小厨房。一天中这个时辰离开部里，他已经牺牲了食堂的午餐，他知道厨房里没有食物，只有一块黑色面包，却是硬省下来第二天早餐吃的。他从架子上取下一瓶无色的流质，上面拴了一个标签，标明“胜利杜松子酒”。这种酒给人一种病态的油腻腻的味道，如同中国的黄酒。温斯顿倒出来差不多一满勺酒，鼓起勇气遭一次罪，如同吞服一剂苦药，喝了下去。
瞬间，他的脸变得通红，泪水夺眶而出。这东西像硝酸，吞咽下去顿时感到后脑勺上像挨了一橡皮棍，麻酥酥的感觉。不过，过了一会儿，他肚子里的烧灼感缓和下去，这世界开始看起来令人振奋了。他从一个瘪瘪的烟盒抽出一支香烟，牌子叫“胜利香烟”，毛毛糙糙地竖起来，烟末儿洒落了一地。抽第二支香烟时，他保住了香烟的完整。他返身回到起居室，坐在一张摆在电屏左边的小桌子前。他打开抽屉，取出一个笔杆、一瓶墨水和一本厚厚的四开本空白笔记本，红色后皮，大理石纹路的封面。
不知出于什么道理，安在起居室的电屏处于一个不同寻常的位置。按常理，它应该安装在端墙上，居高临下地监控整个房间，却安装在侧墙上，正对着窗户。电屏的一侧有一个浅浅的壁龛，温斯顿现在就坐在这壁龛里，这地方在住宅修建时，可能是准备用来摆放书架的。安坐在这壁龛里，向后贴紧身子，从视野角度看，温斯顿便能够躲开电屏的监控范围了。当然，他还能被监听到，不过只要他躲在目前的位置，被关注到就难了。大概因为这间屋子的布局不同寻常，他才受到启发，做起面前他正要干的事情。
不过，另外受到启发的则是他刚刚从抽屉里取出来的笔记本。那是一个令人爱不释手的笔记本。纸张光滑，米色，存放时间长了有点发黄，这样的纸张至少四十多年来不再生产了。但是，他估计，这个笔记本远不止四十多年了。在本市一个破旧的贫民区，到底是哪个住宅区他记不得了，但他确是在一家脏兮兮的小旧货铺的窗台上看见了它，拥有它的欲望难以遏制，就马上买下来了。党员照理是不允许到普通店铺去的（去了就被称作“在自由市场上做买卖”），不过这一规定没有严格执行，因为像鞋带和剃胡刀片之类的各种小东西在别的地方是买不到的。他当时迅速把街道上下张望一下，随后把笔记本装起来，花了两元五角钱。那时他没有想到买到笔记本要干什么。他把笔记本装在背包里，心中有鬼地回到了家。即便笔记本里没有写什么，得到它也不见得稳妥。
他要做的事情是开始写日记。写日记算不上不合法的（没有什么事情是合法的，因为法律不复存在了），但是一旦被发现，十之有九的结果是被判处死刑，或者至少在劳动改造营里改造二十五年。温斯顿把笔尖插入笔杆，吮了一下，把笔尖上的油腻弄掉。这蘸水笔已是老古董，即使签字也很少使用了，他还保存着一支，是偷偷摸摸费了一番周折才得手的，仅仅因为他觉得这种漂亮的米色的纸张配得上用真正的笔尖写字，不能用墨水铅笔在上面涂抹。实际上，他已经不习惯用手写字了。除了极其简短的便条，通常都是对着说写器口授一切，而他眼下要做的事情，显然是不能口授的。他把蘸水笔在墨水里蘸了蘸，随后踌躇一会儿。他的五脏六腑间抽搐了一阵。在纸上动笔，可是一个决定性的行动。他用笨拙的字体，写道——
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
他往后靠了靠身子。一种完全无助的感觉传遍全身。首先，他心中无数，一点儿不知道今年是不是一九八四年。这个年份大体上是肯定的，因为他很清楚他的岁数是三十九了，而且他相信他出生在一九四四年或者一九四五年；不过，在当今，一两年左右的误差记下任何日期，都是绝不可能的。
为了谁，他突然感到纳闷儿，他要记这日记？为了未来，为了还没有出生的孩子。他的脑子一时间为写在纸页上的这个可疑的日期翻腾不已，随后灵机一动，新话语中的一个词“双重思想”冒出来。他第一次感悟到他所要承担的事情有多么巨大。你如何才能与未来沟通呢？从本质上讲是不可能的。要么未来很像现在，那样的话未来就不会听他的；要么未来和现在截然不同，他的两难处境会没有任何意义。
有那么一会儿，他干坐着，不知所措地凝视那张纸页。电屏已经改换成了刺耳的军乐。不可思议的是，他似乎不仅失去了表达自己的力量，而且忘记了他本来想要说些什么。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在为这一时刻做准备，他却从来没有想到除了勇气还需要别的什么。真正动手写作并不是什么难事。他不得已做的是把在他脑海里多年来真切流动的独白，无休无止而又躁动不安的独白，用笔写在纸上。然而，此时此刻，就是那种独白也枯竭了。更有，他的那块静脉曲张开始痒痒得不堪忍受。他不敢乱挠，因为如果他乱挠一气，那块病灶就会发炎。时钟嘀嗒嘀嗒地响着。他什么都无感觉，只有眼前纸页上那片空白、脚脖子上那块皮肤奇痒难忍、军乐的聒噪，以及杜松子酒引起的微微醉意。
突然，他开始动笔写作，心里忐忑不安，不大清晰他到底写下些什么。他细小而孩子气的字迹在纸页上潦潦草草地出现，开始只是省略了大写字母，最后连标点都省去了：
一九四八年四月四日。昨晚去看电影了，都是战争片。一部电影很好，一艘载满难民的船在地中海某个地方被炸。观众津津有味地看到一个块头很大的胖子，身后一架直升机在追赶，他拼命地游泳逃脱。一开始你看见他在海水里像一头海豚一样上下翻滚，随后你从直升机的瞄准器看见了他，随后他弹孔遍身，他周围的海水变成了粉红色，他突然沉了下去，仿佛那些弹孔给他灌满了水。观众看见他沉没后哄然大笑起来。随后你看见救生船上挤满了孩子，一架直升机在救生船上空盘旋。船上有一个中年妇女，可能是一个犹太人，坐在船上，怀里抱着一个三岁大的小男孩。小男孩吓得哇哇大叫，头直往她的胸脯里钻，仿佛他一股脑儿要钻进她身子里去，那个妇女两条胳膊紧紧护住他，安抚他，尽管她自己也早吓得面色发青。她始终尽可能护着他，仿佛她以为她的胳膊能够挡住子弹射到他。随后直升机一下子往他们中间投下二十公斤炸弹，爆炸轰然响起，那只救生船一下子成了木头碎片。随后是一个精彩的镜头推出一条孩子的胳膊向空中伸去再伸去再伸去直升机头上装的摄影机对准了那只胳膊观众席上响起了一阵掌声可是在影院的无产者区一个女人突然开始大呼小叫起来说他们不应该在孩子们面前放这种电影他们在孩子面前放这种电影是不对的直到警察轰她把她轰了出来我推测没有对她怎么样没人关心无产者们说了些什么典型的无产者反映他们绝不会——
温斯顿停下写作，部分原因是他书写痉挛，手指不听话了。他不知道为什么他能这样像溪水一样倾泻这些垃圾话。不过奇怪的事情是，他这样倾泻的时候，一种截然不同的记忆在他脑子里清晰起来，清晰得明明白白，他觉得可以一字不差地写下来。他现在认识到，这是因为另一件事情发生了，他才突然决定回家并且今天就开始写日记。
这另一件事情是上午在部里发生的，如果有什么事情模糊一团却说发生就会发生的话。
眼看就到十一点儿了，温斯顿上班的记录司里，人们从小格子间往外拖椅子，集中放在大厅的中间，正好与电屏对着，为“两分钟仇恨”活动做准备。温斯顿恰好坐在中间一排上，这时两个他见过面却从未说过话的人意外地走进屋子。其中一个是姑娘，他经常在过道里错肩而过。他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是他知道她在虚构司上班。推测起来——因为他有时看见她两手油渍，拿着扳手——她在那架虚构写作机器上做某件机械性的工作。她二十七八岁，一头浓密的黑发，一张生有雀斑的脸，看上去一副果敢的样子，来去脚下生风，像运动员。一条窄窄的红绶带，青年反性团的团徽，在她工作服的腰际缠了好几圈，松紧得当，把她胯部优美的曲线凸显出来。温斯顿从第一眼看见她就不喜欢她。他知道原因。那是因为曲棍球场的气氛、冷水浴、团体远足以及总体思想纯洁之类东西，她生着法子在她身上一一表现出来了。温斯顿几乎不喜欢所有的女人，尤其是年轻漂亮的女人。女人，特别是年轻女人，一贯都是党的最偏执的信徒，见口号就喊的人，业余都打小报告，见人思想不正统就告密，然而，这个特别的姑娘给他的印象比大多数女人更加危险。他们有一次在过道里错肩而过时，她迅速地斜睨了他一眼，似乎一眼看透了他，当场就让他心头充满黑色的恐怖。他脑子里甚至闪过了这样的念头——她可能是思想警察的线人。当然，那是不大可能的。不过，他不断地感觉到一种特别的不安，其中还掺杂了惧怕以及敌意，只要她出现在他附近的什么地方。
另一个是男人，名叫奥布莱恩，是核心党员，担任某个十分重要且高高在上的职务，温斯顿因此对那个职务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椅子周围的人群看见一身黑制服的核心党员走来，一时间寂静无声。奥布莱恩是一个粗壮结实的人，脖子短粗，一张粗暴、冷酷、残忍的脸。尽管他相貌令人生畏，举止倒是有某种魅力。他动不动就把鼻梁上的眼镜扶一下，这个不起眼的动作莫名其妙地令人放松——从某种难以界定的角度看，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文明内涵。如果有人用这样的尺度看，那个动作也许会让人想到十八世纪贵族人士递上鼻烟壶款待人。这么多年来，温斯顿或许见过奥布莱恩十几次。他感觉深深地为奥布莱恩所吸引，还不仅仅是因为他对奥布莱恩优雅举止和拳击手的体格的鲜明对比感兴趣。更因为他暗自相信——或者也许甚至不只是相信，完全是希望——奥布莱恩的政治正统思想不是百分之百。奥布莱恩脸上的某种东西暗示了这点，不相信也不行。再有，也许他脸上表明的甚至不是非正统，而索性就是智力。不过，不管怎样，如果你能躲开电屏单独和他相见，他的容貌表明他是那种可以交谈的人。温斯顿从来没敢轻举妄动，去检验这样的猜测是否正确；的确，也没有机会这样尝试。这时，奥布莱恩扫了一眼手表，看见时间快十一点儿了，索性决定待在记录司，等到“两分钟仇恨”活动结束。他在温斯顿所在的那排的一把椅子上坐下，与温斯顿相隔两个座位。一个娇小、淡黄色头发的女人坐在他们之间，她就在温斯顿旁边的小格子间办公。那个一头乌发的姑娘坐在后面，近在咫尺。
接下来，一阵不堪忍受的讨厌的摩擦声，好像一台庞大机器没有润滑油还在运转，从屋子那头的大电屏一下传出来。那声音让你直咬牙，脖子后面毛发倒竖。仇恨开始了。
一如通常，伊曼纽尔?戈尔茨坦，这个人民公敌在屏幕上闪现了。观众中响起了嘘声，此起彼伏。那个淡黄头发小个子女人尖叫一声，有恐惧，也有厌恶。戈尔茨坦是一个变节分子，异己分子，可他曾经，很久以前（到底有多么久，无人记得清楚了），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几乎与老人家本人平起平坐，可后来他从事反革命活动，被判处死刑，却神秘地逃走消失了。“两分钟仇恨”活动每天都玩花样，不过万变不离其宗，戈尔茨坦都是罪魁祸首。他是头号卖国贼，党内纯洁的首批异己分子，一切背叛活动、阴谋活动、异端邪说、离经叛道，都是他教唆的结果。反正不知在什么地方，他人还在心不死，图谋东山再起：也许在海外的什么地方，在其外国主子的庇护下；也许甚至——时有这样的传言——就躲藏在大洋国的什么地方。
温斯顿紧缩了一下。他只要看见戈尔茨坦的脸，就会五味杂陈，痛苦袭来。那是一张消瘦的犹太人面孔，一头硕大蓬松的白发，一抹山羊胡子——一张机警的脸，但是他生来有几分可鄙，修长的鼻子呈现一种衰老的痴呆状，鼻尖上架了一副眼镜。这是一张酷似山羊的脸，他的嗓子也有山羊的特质。戈尔茨坦正在对党的教条进行恶毒的攻击——一种全然言过其实、自说自话的攻击，连三岁小孩都能看穿，可是又貌似有理，让人油然产生一种警惕的感觉，觉得其他不如自己头脑清醒的人会受骗上当。他在污蔑老人家，攻击党的专政，要求马上与欧亚国达成和约，一味鼓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思想自由，歇斯底里地叫嚣革命被出卖了——所有这番言论都使用了快速的连珠炮似的言辞，是党的演说家惯用风格的拙劣模仿，甚至还用了一些新话语的遣词：的确，要比真实生活中任何党员一般使用的新话语词都多。与此同时，唯恐有人会怀疑戈尔茨坦的花言巧语，胡说八道，他脑袋后面的电屏上没完没了的欧亚国军队在进行阅兵——一队接一队强壮的士兵一脸麻木不仁，在电屏上蜂拥而过，随后又是别的一模一样的士兵。士兵的军靴千篇一律、节奏鲜明的踏步声，形成了戈尔茨坦叫嚣声的背景。
仇恨活动刚刚进行了三十秒钟，难以控制的愤怒的叫喊从屋里的人群中爆发出来。屏幕上那张扬扬自得的山羊脸，以及那张山羊脸后面欧亚国军队的可怕力量，让人不堪承受；还有，戈尔茨坦的露面及其思想已经自动地产生了恐惧和愤怒。比起欧亚国或者东亚国，他更经常地成为仇恨的目标，因为当大洋国和这两个强国其中一个打仗，一般会与另一个和平相处。然而，奇怪的是，尽管戈尔茨坦遭人仇恨，大家都蔑视他，尽管每天，而且一天上千次，在讲台上、电屏上、报纸上、书本里，他的理论被驳斥、被痛斥、被嘲笑，当作可怜的垃圾话在大庭广众面前被剖析批判——尽管一切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然而他的影响似乎从来没有被削弱了。总是有新笨蛋冒出来，被他欺骗。每一天，他指示下的特务和阴谋分子都在伺机而动，被思想警察所破获。他是一支庞大的隐藏部队的总司令，他们构成了一张阴谋分子的地下活动网，一心要颠覆国家政权。据传言，它的名字叫“兄弟会”。另有一本可怕的书的各种故事在私下议论，那是一本把所有异端邪说收集一册的书，戈尔茨坦就是作者，人们随时随地都在暗中传递。这本书没有书名。人们如果提及它，只是说那本书。但是，人们得知这样的事情，都只是通过人云亦云的谣言。只要可以避而不谈，一般党员都三缄其口，既不提“兄弟会”，也不说“那本书”。
到了第二分钟，仇恨活动升温到了发疯的程度。人们在他们座位上蹿上蹿下，扯尖嗓子高呼，决心把电屏上传出来的令人发疯的山羊般叫声压下去。那个淡黄色头发的小女子脸色涨红，小口一张一合，像一条困在陆地的鱼儿。甚至奥布莱恩凝重的脸都涨红了。他在椅子上坐得笔直，他强有力的胸部起伏不定，仿佛他在经受电波的攻击。温斯顿身后那个黑发姑娘开始喊叫“猪猡！猪猡！猪猡！”而且猛然间她拿起一本厚厚的新话语词典，朝电屏扔了过去。词典打中了戈尔茨坦的鼻子，反弹下来；那个声音继续演说，不屈不挠。在神志清醒的瞬间，温斯顿发现他在和别人一起喊叫，激烈地在他椅子的横档上乱踢脚后跟。“两分钟仇恨”活动的可怕之处，不仅是每个人被迫参与其中，而且你不可能不参与其中。三十秒钟过去，一切矜持都一扫而光。一种恐惧和报仇的可怕的狂妄，一种要杀戮、折磨、用大铁锤砸人面孔的欲望，好像一股电流，在整个人群中传输，甚至违背你的意志变成一股恶意尖叫的疯子。然而，你感觉到的这种愤怒的情绪是一种抽象的、无方向的情感，如同喷灯的火苗，可以被支配，从一个目标转移到另一个目标。因此，有那么一会儿，温斯顿的仇恨根本没有针对戈尔茨坦，却反其道而行之，针对上了老人家、党以及思想警察；在这样的时刻，他的心投向了电屏上那孤单的、被嘲弄的异端分子，一个谎言世界里真理和理智的唯一捍卫者。可是接下来，他又成了身边人群中的一个，一切攻击戈尔茨坦的言行在他看来都似乎很有道理。在这样的时刻，他暗地对老人家的厌恶变成了崇拜，老人家似乎高大起来，俨然一个所向披靡的无所畏惧的保护者，如同一块岩石岿然不动，阻挡亚洲的乌合之众，而戈尔茨坦，尽管孤立、无援，而且让人怀疑是否有这样一个人存在，似乎如同某个凶险的巫师，只管凭借他声音的力量就能够摧毁文明的结构。
有时候，你甚至能够通过自愿的行动，这样或那样地转移自己仇恨的目标。突然间，使用一种猛烈的努力，如同一个人在噩梦中从枕头上把头甩起来，温斯顿一下子把他的仇恨从电瓶那张脸转移到了他身后那个黑发姑娘身上。生动而美丽的幻觉在他脑海里闪现。他恨不得用一根橡皮棍把她打死。他恨不得把她赤裸裸地捆在桩子上用乱箭射杀，像圣塞巴斯蒂安一样。仇恨到了顶点时，他恨不得强暴了她，随后割断她的喉咙。而且，比过去更清楚地认识到，他为什么这样仇恨她。他仇恨她，是因为她年轻、漂亮，却没有性感，因为他想和她上床却永远不能得逞，因为在她美妙的柔软的腰际，似乎在要求你用两臂把它搂抱住，却围了一条讨厌的红色绶带，贞洁的咄咄逼人的象征。
仇恨活动达到了顶点。戈尔茨坦的声音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山羊的咩咩叫唤，而且有那么一会儿那张脸变成了山羊脸。随后，那张山羊脸转化成了欧亚国士兵的形象，似乎在阔步前进，高大而威猛，他的轻机枪嗒嗒怒吼，好像从屏幕的表面飞溅起来，这样，前排的一些人在座位上真的向后躲藏。然而，与此同时，大家如释重负，深深地松了口气，因为那个敌对的人影转化成了老人家的脸，乌黑的头发，乌黑的胡须，充满力量，神秘而平静，巨大无比，几乎覆盖了电屏。没有人听到老人家在说什么。他说的只是几个鼓励的词，那种在战斗的喧闹中喊出的呼唤，每个字听不大清楚，但是话一出口就会让人振作信心。然后，老人家的脸又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党的那三句口号，用粗大的大写字母呈现在屏幕上：
……
展开
——钱钟书
一面是荒诞不经的情节，一面是入情入理的预警，一面是无与伦比的刺激，一面是难以否定的逻辑，读之触目惊心之余，大有思考回味的余地。
——王蒙
1980年，我在大学里读到了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经历。这本书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扎米亚金的《我们》并称“反乌托邦三部曲”，但是对我来说，它已经不是乌托邦，而是历史了。
——王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