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瑟琳·格雷厄姆，华盛顿邮报公司前发行人、董事会主席，被中肯地称为“美国新闻界*有权势的女人”。

她身处的大时代，影响历史走向的关键事件频出，也是传统媒体的颠峰时代。作为美国主流大报的掌舵者，她是那个时代不可或缺的当事人和记录者。她曾与十二任美国总统谈笑风生，与各界精英私交甚笃，小布什曾说：“总统们来来去去，而她知道他们所有的一切”。

1997年，她将一手打造的媒体帝国交给接班人，动手写就这部经典之作，并于次年荣获普利策奖。

20世纪后半叶是历史上的多事之秋，美国更是旋涡的中心，热点事件、政经黑幕频出。《华盛顿邮报》逆势崛起，以媒体人的良知，捅破层层天窗，改写历史进程，犹如彗星划过夜空。

1971年，著名的“五角大楼文件”泄露，该文件详尽客观地记录了二战以后美国政府对越政策的种种秘密，从根本上动摇了越战的合法性。在政府的压力下，全美各大媒体噤若寒蝉，唯有《华盛顿邮报》将真相彻底公开，为此不惜与国防部授意下的司法部对簿公堂，直至在美国最高法院大获全胜。此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越战的结局。

1972年，“水门事件”爆发，《华盛顿邮报》不顾白宫和总统本人的阻挠和威胁，持续在头版头条发布事件调查报告，直至将这个震惊世界的政治阴谋彻底揭穿，并直接导致了美国当任总统尼克松的下台。

带领《华盛顿邮报》写下新闻史上登峰造极一笔的人，正是本书的作者凯瑟琳·格雷厄姆。她系出名门却中年丧偶，在男性主宰职场的环境下，逐步成长为在相当程度上改变历史的“女皇”。这本回忆录，从媒体人的角度几乎重现了美国近代史；从私人的角度，又给历史补充鲜活的细节和动人的情感。从这方面说，本书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第二十三章

1972年6月17日，周六早晨，霍华德·西蒙斯打来电话说，“你不会相信昨天晚上出了什么事。”他说得对。他告诉我有辆汽车闯入了一座房子中，房间里的两个人正在沙发上做爱，接着汽车从另一边直接冲了出去；我几乎没有相信他，只是兴致勃勃地听着。更劲爆的是，他讲述了一则离奇的新闻：五名男子带着橡胶手套闯入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的大楼，并当场被捕。

当时，尼克松总统正在佛罗里达州比斯坎湾。他的新闻发言人罗纳德·泽格勒（Ron Ziegler）将此事斥为“三流的入室盗窃未遂案”，并补充说，“某些人也许会想要针对此事大做文章。”当然，我们全都丝毫没有想到报道文章会走得有多远；这件事情起初──待到笑声散去──看来只是有些荒诞不经。

正是乔·卡利法诺最早打电话给霍华德说明此事，当时，卡利法诺不仅是我们的律师，还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律师。霍华德立刻采取行动。他通知完我以后，试图联络本，当时本在西弗吉尼亚州的小木屋里，身边的电话无法使用，接着，他打电话给本市新闻编辑哈里·罗森菲尔德，后者继而联系了巴里·苏斯曼（Barry Sussman）。巴里是哈里的三名副手之一，专门负责哥伦比亚特区的新闻。

自1935年起，艾尔·路易斯就是《邮报》的警务记者，熟知整个警察部门的所有人，因而他被派去报道这则新闻。一如既往地，他首先直奔警察局获取被捕人员的名单──结果证明人名全是杜撰的。在那里，艾尔意外遇到代理警察局长查理·莱特（Charlie Wright），他和莱特私交甚好。他们两人一同前往水门大厦，抵达后，艾尔随同莱特径直走进了大厦。艾尔看到的是一片繁忙的景象，移动犯罪研究室（mobile crime lab）的工作人员试图从前门提取指纹，其他人则正在移去天花板上的瓷砖，以寻找窃听装置。路易斯脱下外套，在那里待了一整天。

这起非法闯入的新闻出现在了周日发行的报纸的头版上，题名为“五人因密谋在本市民主党办公室安装窃听器被捕”（5 Held in Plot to Bug Democrats Office Here），署名是艾尔·路易斯。《邮报》的多名撰稿人参与撰写了这篇报道，其中就有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和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卡尔还单独撰写了一篇报道，以介绍嫌疑犯的背景信息；他发现其中有四人来自迈阿密，这四人在那里一直从事反卡斯特罗活动。菲尔·盖林撰写的社论次日出现在了《邮报》上，题名为“不可思议的任务”（Mission Incredible），开篇引用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不可能的任务”（Mission Impossible）中的话：“一如既往，倘若你或你的团队里的任何人被捕或被杀，部长将否认知悉你们的任何行动……”

当然，我们所看到不过是冰山一角。若非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为调查和报道所做出的非凡努力，我们也许永远都不会知晓这座冰山究竟怎样巨大。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现在早已经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但在当时，这两名年轻人从未合作过，伍德沃德甚至刚来到《邮报》不久。某种程度上讲，他们是天生的搭档，因为他们的性格和才能完全互补。两人都很聪明，但伍德沃德正直尽责、勤奋努力、动力十足，而伯恩斯坦则不修边幅，散漫无纪。不过，伯恩斯坦的文笔更加出色，富有想象力和创造性。在其他方面，他们的关系像油和水一样互不相容，尽管──也许正因为──两人的搭档怪异奇特，但合作的成果却是美妙震撼。

巴里·苏斯曼对这场拙劣的入室盗窃的细节知之甚少，想要让鲍勃·伍德沃德参与报道此事。伍德沃德刚从海军退役便加入了《邮报》。他已经被哈佛大学法学院录取，但选择了从事新闻工作，并以此为终生职业。他非常渴望为《邮报》工作，于是哈里·罗森菲尔德告诉副手安迪·巴恩斯（Andy Barnes）试用伍德沃德两周──无薪──每天晚上审阅他的稿件，看看他能做些什么。两周时间里，鲍勃撰写的17篇报道无一刊登。试用期结束之际，巴恩斯满怀信心地宣布，伍德沃德聪明正派，但缺乏成为新闻记者所需要的技能。简言之，他毫无希望，且培养他要耗费太多的精力。哈里告诉伍德沃德先去历练一番，一年后再回来。于伍德沃德而言，这无疑是当头棒喝，然而，他没有将哈里的临别赠言视为彻底的拒绝。鲍勃可能始终心怀希冀，因为在他看来重要的是，“尽管两周的记者工作失败了，但我知道自己热爱这份工作”。

鲍勃离开后，去附近马里兰州的《蒙哥马利郡看守者》（Montgomery County Sentinel）找了份工作。不久之后，他就开始和《邮报》的大都会区记者争夺独家新闻。几个月后，他再次给哈里打起了电话；某天，他打到了哈里家里，影响了哈里的假期，还发现了哈里正趴在梯子上粉刷地下室。哈里不胜其扰，觉得对于尚在度假的自己来说，这超出了合理范畴，因而变得暴躁起来，还向妻子安妮抱怨说，这个自命不凡的年轻人总是打来电话，对他纠缠不休。安妮平静地问道，“哈里，他不正是你总说想要找的那类人吗？”当然，安妮完全正确，哈里最终也决定雇佣伍德沃德。1971年9月，劳动节后第一天，伍德沃德开始在《邮报》工作了；鲍勃后来对我说，“我们全都不知道，这一天霍华德·亨特（Howard Hunt）和戈登·里迪（Gordon Liddy）搭上了前往洛杉矶的飞机，非法闯入了丹尼尔·艾尔斯伯格的心理医生的房子。”

从一开始，鲍勃就表现出众，编辑们对于派谁前往法院报道非法闯入事件毫无异议。另一方面，自1966年秋季，卡尔·伯恩斯坦就开始在《邮报》工作了，但表现却并不惹人注目。他是优秀的撰稿人，但在整个本地新闻编辑部，他的不良工作习惯早已“闻名遐迩”，同样赫赫有名的还有他顾盼流连的目光。事实上，本·布莱德里正准备解雇卡尔，而这是阻碍卡尔参与此次报道的一个因子。卡尔因为一张不负责任的报销单和其他无数不端行为而声名狼藉──包括租赁汽车后将其弃置在停车场，呈交给公司数额巨大的账单。然而，在鲍勃修改艾尔·路易斯的笔记时，卡尔一直在注意着鲍勃的一举一动，他立刻被这则奇怪的新闻所吸引，并迅速参与了进来。本和霍华德都想要炒掉卡尔，是哈里解救了他，说他正在全力调查“水门事件”，工作勤奋，而且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此外，正是卡尔首次将窃贼口袋里崭新的百元大钞与尼克松的竞选经费联系起来。

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无疑是此次报道的关键记者，我们甚至开始将他们合称为“伍德斯坦”，但《邮报》有许多员工从报道之初就参与了进来。身为执行总编，本是优秀的领导者，负担起了重重责任。他定下基本准则──推进，推进，推进，明确要求所有人深挖下去，面对持续不断的指责和来自各方面的共同恐吓威胁，不屈不挠地进行追踪报道。

霍华德·西蒙斯凭借着在报社半自主的决定权，极大地推动了调查的开展，尤其是他的姿态，伍德沃德后来形容说，这是一种刨根问底，誓要弄清真相的态度。哈里·罗森菲尔德评价霍华德说，“当年轻人四处乱撞时，他会──倘有需要──站出来，指明方向。”事件初期，正是霍华德在报道这则新闻。

哈里本人是个老派守旧、性格坚韧、举止独特的编辑，也是“水门事件”中另一位真正的英雄。从一开始，他就认为这则新闻会在本地引起轰动，预见到《邮报》的新闻记者能够借此声名鹊起。在这则新闻固定成为《邮报》的头版前，他负责跟进，确保它始终刊载在大都市区专版的首页。

最后，巴里·苏斯曼从哥伦比亚特区编辑的日常职责中抽身而出，将全部时间都用在了指导“水门事件”的例行报道上。他是负责此工作的不二人选。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在《总统班底》（All the President's Men）中说道，“苏斯曼能够捕捉事实，并将其锁定在记忆之中，以便随时调取。超越了《邮报》的任何编辑……苏斯曼成为了“水门事件”相关知识的汇编集，在图书馆调取不到的资料可以从他身上获得……“水门事件”是一团谜，而他便是拼图的收集者。”

在社论方面，菲尔盖林和梅格·格林菲尔德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他们和罗杰·威尔金斯（Roger Wilkins）一起，借由社论坚持不懈地挖掘新闻报道版面揭露出来的事实的含义。最初的数个月里，《邮报》的社论始终认为已知事实暴露出来的问题非常严重，完全早于白宫承认该事件需要特别关切，而且，当人们认为整个案件已经陷入僵局时，《邮报》也不改初衷。在保证问题始终暴露在公众面前的宗旨上，这些社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显然影响了人们思考“水门事件”的方式。

 赫布洛克造成的影响甚至更加直接。这个“三流窃案”发生几天后，《邮报》刊登了一幅漫画，漫画中保安正将其中一名窃贼扔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理查德·尼克松、理查德·克莱因迪恩斯特和约翰·米切尔则在一旁观望，漫画的标题是“谁会想到做这样的事情”（Who Would Think of Doing Such a Thing）；后来，赫布洛克还画了幅举世无双的作品，其中尼克松竭力抓住两卷磁带的末端，磁带上写着“我是……骗子”的文字，嘴里还衔着一段剪下来的磁带，上面写着“不是”。赫布洛克始终保持着无情的战斗性。他远远走在我和新闻编辑部的前面。窃案发生六天后，赫布洛克在新闻编辑部里找到我，让我看了他的一幅漫画，画中两名男子正在调查象征窃听案和尼克松基金丑闻的脚印──脚印直达白宫的前门。说明文字写道：“奇怪，它们似乎全都与这个地方有关系。”我大笑着说，“你不会刊登它的，对吧？”次日，即1972年6月23日，这幅漫画登上了报纸。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1972年的竞选活动如火如荼之际：窃案发生仅仅两周后，民主党就提名乔治·麦戈文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