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创办以来，将近五年，采访一千余次。《正午》第七期，打破传统的栏目区隔，追问自我与他人如何才能相通，在都市传奇和平淡的日常生活中讲述我们时代的故事。这里，有爱、恨、苦难、孤独、荒谬，也有勇气、坚韧。这是一场自我通往他人的旅行，也是我们共同的生活。
自我：2017，我采访了11个记者——作者范雨素，由于在《正午》发表的文章，突如其来成了名人，很多记者去采访她，她也借此观察记者。媒体人的工作，常常是写别人，这次，他们遭遇到了一位幽默、敏锐的观察者。
春秋：乞丐的歌单——地铁里经常有人背着音箱乞讨，有人做了一个尝试，劝说一名叫利生的乞丐更换他的歌单。利生答应了，后来，又拒绝了。记者黄昕宇记录了这次尝试，并写了一篇记者手记，将这次尝试带来的思考推入更深的层次。
传奇：凶犯追缉二十二年——1995年，徐利在宁波绿洲珠宝行实施持枪抢劫，此案件曾被称为“浙江省第yi悬案”。二十二年来，法网在不断收紧，而悬案始终是悬案——直到2017年3月29日。记者李纯几乎把小半个浙江省的警察采访了一遍，过程丰富精彩，令人难忘。
我们：被遗忘的女子图鉴——有这样的一群女性，她们来自过去的时代，曾经做过了不起的事情。这些事情已经逐渐被遗忘，甚至令人难以置信。重新讲述她们的故事，记住她们，也是帮助我们思考今天的生活。
视觉：十八个都柏林人和他们的乔伊斯——摄影师朱英豪去爱尔兰旅行，在都柏林的大街上，他问了十八个路人关于乔伊斯的问题，顺便问了问他们自己的故事。
《正午》第七期，发掘“名人”不被知晓的另一面，寻找乡野间被忽视的角落，捕捉时代中执拗的低音。这一次，我们潜入社会现实与自我的心灵，以故事重新理解“我们的生活”——表面看似波澜不惊，内里却激烈动荡。
从“自我”出发，回忆“尼曼项目和我的记者生涯”；于“春秋”中，听“乞丐的歌单”、看“东北农民彼得洛夫的幸福生活”，捕捉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戏剧一刻，感受时光流逝的力量；于“传奇”中，展现围绕“浙江省第yi悬案”追缉凶手的二十二年，看到阳光照耀下，还有晦暗不明的地方；最后，从“自我”回到“我们”，以一幅“被遗忘的女子图鉴”记录我们所处的时代。
这就是我们，一个一个“不彻底的人物”。个人的悲歌，大时代中微小的努力，集聚于此，就是我们共同的生活。
文摘
2017，我采访了十一个记者
文_范雨素
2017年，我因偶遇了一场沙尘暴，莫名其妙地成了网红。有很多记者采访我，我接受了其中11位。因为人都是互相尊重的，他们采访了我，我也采访了他们。
这11个记者中，老家在四五线城镇的七个，其中女性三名，男性四名。剩下的，来自发达农村的一个，来自发展中农村的三个。农村出身的女性一个，男性三个。和名人蔡崇达在《皮囊》中写的一样：中国的媒体是小镇青年撑起来的。
就好像食物链一样，大城市人不干的活，小城镇青年干。小城镇青年不干的活，农民工全干。这几个记者，都是新新青年，年龄小。最大的30岁，最小的24岁。
这11个青年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四位来自农村的记者。因为我和他们出身相同，我们在一起时，说的话多。
先从第一位来自发达农村的记者谈起。我叫他刘兴，他30岁，来自一家民营媒体。他从本省排名第一的大学毕业，从业快十年了。刘兴对我说，他特别能吃苦，也很会赚钱，已经在一线城市买房了。有一次，去一个新闻事件现场，现场已被武警严防死守了，进不了一个人了。但他需要新闻图片。他背上摄影器材，从一楼的下水管道爬到七楼的楼顶，拍到了图片。
他为了取得我的信任，先和我聊了会儿傅山的书法、屈原的诗。《楚辞》《诗经》……把我震得脑子嗡嗡响，才切入正题采访。
第二位记者，我叫他韩山吧。他来自发展中的农村，也就是贫困的农村。他脸长得胖，手也长得像包子，圆鼓鼓的。他毕业于全国排名第一的大学，在国营媒体上班，是文字记者。
他很聪明，用了我不会拒绝的方法，约到了我。
我们在黄昏见了面。那条街上没有咖啡店，我们想找个饭店坐下来谈谈，可每个饭店里的声音都比菜场嘈杂。最后，我们坐在一家写着“正在装修”的店铺门口的台阶上，开始了采访。
可是，我发现，他对采访并不热衷，只是呆呆地望着天上缓缓升起的下弦月。有一搭，无一搭地和我说话。
他说他心情一直不好。他上大学时，父亲以他为荣。逢人就说，儿子考上了全国第一的大学。可他大学毕业后，挣的工资也不高，他父亲现在也不喜欢他了。
他不需要和我见面，就能写好报道。可他们杂志社规定， 要发稿必须要见到采访对象。所以，他才想了办法和我见一面。
我说：“你爸爸这人不咋样，太势利了。”他生气地瞪了我一眼。我知道，我说错话了。他爸爸不好，只能由他自己说， 我不能说。我想向韩山道歉，可年龄大了，又拉不下脸说抱歉了。
于是，我陪他看了看天上的下弦月。和他一起发了一阵感慨，说在北京买个房子，就好比登月一样难。
然后，就挥手再见了。
第三位来自农村的记者，是唯一的女孩，也是贫困农村的。小女孩是从本省排第一的大学毕业的。她很聪明，有一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当她望着你时，你就会感觉到自己无所遁形。她长得和少年的我一样。
我平时对自己的要求，是在脑子里给自己设置一个“静音”模式。因为，我个子矮，只有一米五。人家都比我个子高，目光平视过去，根本看不见我。我就像穿了神仙发的隐身衣。因为是隐身的，便不能出声。所以，我为自己设置“静音”模式。
这次，面对这个也不怎么说话的记者女孩，我看到了少年的我。我决定补偿少年的我，我的少年天天在过苦日子。
于是，我把脑子里的“静音”模式，转换成“万言千词”模式。我对这个叫李兰的女记者说了五六个小时的话。说得词源倒流， 滔滔连篇。全是侃侃忠言。我一直对着李兰记者说到“口干舌燥，词源枯竭”的状态。
我积极配合了李兰记者的工作。
这四个出身农村的记者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周安。他也是出身寒门，从本省排第一的大学毕业，在民营媒体上班。
他长得像闰土。朴实中带着傻气。他是做视频的，今年28 岁，已结婚了。
我说，你真不容易呀，农村出身的孩子们说媳妇多难呀！
他说：“对呀！”他媳妇太好了，没要求买房，也没要车，就和他结婚了。
他媳妇在他们家的地位，比英国女王要高。我连忙附和，是呀，要比俄罗斯女皇地位高才对。
我用劳模的态度，配合周安拍视频。
拍完了，我们闲聊了会儿。说到现在农民都过上好日子了。每个农民都有医保。解放前，好多农民都不知道得了什么病，就病死了，不明不白地病死了。现在农民有了医保，得了病，都去医院检查一下。虽然，得了大病，还是看不起。但是，最起码弄明白自己是得啥病死的，能死明白了。
这也很不容易了。看看历史书，几千年的历史，只有在现在的中国，才能死得明白。
我俩相对感叹了一阵。我看他的手也和小包子一个样。周安对我说，他的手是得了“冻疮后遗症”。
他说，小时候，每天饿得发慌。冬天也到处掏鸟窝，找鸟蛋吃。年年长冻疮。成年后，不挨饿了，但手有了“冻疮后遗症”。我想起来了，韩山的手也得了“冻疮后遗症”。
我和李兰的手，都不是肿的。我们小时候，手也得过冻疮， 但我们的手相对比男孩子活动得少。成年后，没有后遗症。
我们又谈了一会儿农村的现状。周安说，他89年生，是超生的。小时候，每天爸爸妈妈领着他东躲西藏，躲超生罚款，过着游击队一样的生活。现在，他拍的视频，百分之九十都是打假暗访类。因为有童年的生活经验，他的样子和街头混混、送快递的、提灰桶的小工一个样。走到哪里，都不被人注意。
周安说，现在农村真好，不用交计划生育罚款了，又不用交提留（农业税）了。
我说：“是呀，真好呀！比原来强好多倍。你经常拍暗访视频，要注意安全。”我们一起合唱了一首《解放区的天》，然后，挥手告别。
这两天，又想到了这几个年轻的记者。还想到了自己的孩子。
这些来自农村的记者，他们文能考上最好的大学，武能爬上下水管道。他们个个都是勤奋、踏实、敬业的，还个个都买不起城里的房。
我的孩子，没上过两天学，14 岁谋生，要受多少多少的苦，才能在城里立足。
还有那么多送快递的、做装修的、收废品的……这些农村青年的生存是太不易了。
想着，想着，不禁泪流了满面。
序
自我
2017，我采访了十一个记者
尼曼项目和我的记者生涯
我参加了一场名校相亲会
鸡饭情深
我在养老院陪护母亲的七天日记
十八个都柏林人和他们的乔伊斯
春秋
顺德鸟叔二十年的苦与乐
穿云箭上的手工耿
我总恐惧自己不够深刻：记者手记
东北农民彼得洛夫的幸福生活
吴宇清的决定
看守所里的精神病人
海外买房记
乞丐的歌单
跨越阶级和人接触：记者手记
天山摇摆客图卷
下花园没有花园
传奇
真假玉猪龙
王海与十个征婚的女人
凶犯追缉二十二年
明暗之间：记者手记
我们
被遗忘的女子图鉴
我聆听了二十三个人的Sounding，逐渐体会和思考，在不同的制度和文化下，该如何理解新闻的使命，并用不同的方式去践行。无论对于主角，还是台下的听众，Sounding 之夜都有一种庄严的仪式感。——罗洁琪
这些来自农村的记者，他们文能考上*好的大学，武能爬上下水管道。他们个个都是勤奋、踏实、敬业的，还个个都买不起城里的
房。我的孩子，没上过两天学，14岁谋生，要受多少多少的苦，才能在城里立足。——范雨素
写犯罪故事像把生活的另一面翻开，让我看到阳光照耀下，还有晦暗不明的地方，而我身处其中，在或暗或明之间，不知何时也会被
这晦暗吞噬。我能做的，就是把它们写下来，既是记录，也是对峙。——李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