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鲍德温（1924—1987），美国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生于纽约哈莱姆区，童年坎坷，生父有毒瘾问题，后母亲嫁给牧师大卫·鲍德温，又生育8个孩子。

1938年，受其严苛的继父的影响，14岁的鲍德温成为了哈莱姆地区的一名牧师。17岁时，鲍德温决定脱离教会。19岁生日那天，其继父去世，当天哈莱姆地区也发生了暴动。

1948年，对美国的种族现实极度失望的鲍德温选择移居法国。1953年，鲍德温出版了带有很强的自传色彩的处女作《向苍天呼吁》。此后的三十年里，他陆续出版了《 土生子札记》《乔万尼的房间》《另一个国度》《下一次将是烈火》《告诉我火车开走了多久》《如果比尔街会说话》等著名作品。

1957年，鲍德温回到美国，投入当时如火如荼的黑人解放运动。1987年12月1日， 鲍德温因肺癌在法国去世。他一生著有六部长篇小说、四部剧本、十几部散文集、一本童书和一卷诗集。

2016年，哈乌·佩克执导的、以鲍德温为主人公的纪录片《我不是你的黑鬼》获得奥斯卡奖提名。《诺顿美国黑人文学选集》如是评价鲍德温——“以优美的艺术性，通过将自己个人经历中隐秘的部分和国家及世界命运中广泛的问题结合起来，刺透了美国种族意识中的历史性障碍。”

《下一次将是烈火》是詹姆斯·鲍德温影响深远的散文集，全书由两篇信件组成。第一篇《我的地牢在震动》*早刊登于《进步》杂志，是作家在美国黑奴解放运动100周年纪念时给侄子的公开信，讲述了非裔美国人如何经历一代代的不公而幸存，并敦促侄子*越白人对黑人的狭隘定义，追求卓越。

第二篇《十字架之下》*早发表于1963年的《纽约客》，当时正值亚拉巴马州发动的针对黑人的暴力事件，鲍德温凭借其对“国家的黑暗现实尖锐剧烈的批判”登上《时代》杂志的封面。作家回忆了自己17岁时遭遇的信仰危机，描述了基督教堂里遍布的伪善和暴力，以及自己和美国黑人穆斯林运动领袖的一次分歧。鲍德温深刻地指出种族歧视的根本来源于白人对权力的病态迷恋，以及他们面对公义和历史的虚无与恐惧，号召黑人和白人抛弃黑暗的肤色政治，共同承担起艰难的历史责任。

你令美国的英语真正变得诚实，真正具有世界性。你揭露了这种语言的秘密，重新塑造它，使它变得真正现代、有表现力，充满人性。你剥下这种语言身上那种安逸和舒适、那种伪造的安慰、虚假的无知，你剥下它的借口和伪善……在你的手中，语言重新变得美妙。在你的手中，我们看到语言的本来面目：它既非冷酷无情，也非鲜血淋淋，而是充满生命力。

——诺贝尔奖得主 托尼·莫里森（1987年，为詹姆斯·鲍德温撰写的悼文）

鲍德温不仅是一位历久弥新的作家，他的作品更是如同乔治·奥威尔一样，坚定而直接地向我们传递力量。——《洛杉矶时报》

鲍德温动人的句子和冷静语调中有某种狂野，有某种不可思议的东西，就如同亨利·詹姆斯和《圣经》和哈莱姆相遇。——《纽约书评》

如果爱不能让这扇大门敞开，就没有其他力量可以做到了。如果一个人对人类的爱感到绝望（还有谁没绝望吗？），那么就只剩上帝之爱。即便在当时，那么遥远的过去躺在那块可怖的地板上的我，已经极不情愿地感觉到——上帝也是白人。如果他的爱那么伟大，如果他爱他所有的孩子，为什么我们这些黑人被抛下这么远？

我想说的是，教堂里根本没有爱。爱只是仇恨、自我仇恨和绝望的面具。当布道结束，圣灵的神迹就结束了，走出教堂的门口救赎就不复存在了。当我们被要求去爱众生，我以为那就是意味着所有人。但其实不是，它只适用于那些和我们持同样信仰的人，而且根本不适用于白人。

美国黑人有一个很大的优点，他们从未相信过白人死守的那套神话——比如他们的祖先全是热爱自由的英雄，比如他们都出生在一个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美好国度，又或者美国人在战争中所向披靡同时又爱好和平，在和墨西哥人、印第安人以及其他邻居或劣等种族打交道时美国人一直保持高风亮节，以及美国男人是世界上最直率阳刚的男人，而美国女人是最纯净的物种。美国黑人对美国白人的了解远比这要多，事实上几乎可以说，他们对白人的了解就像父母（至少是母亲们）对孩子的了解那样——他们确实常常这样看待白人。也许正是这种态度，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他们承受、理解了那么多之后，直到最近，他们才允许自己产生一点恨意。最近真正的趋势似乎是，黑人在可能的范围内无视白人，把他们当作被他们自己洗脑的疯狂受害者。对我而言，“二战”后给予黑人的待遇，是黑人与美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简单来说——也许这么说可能过于简化，某种确定的希望破灭了，对美国白人的某种尊重消失了。黑人开始可怜他们，或者恨他们。你必须想象自己是这样一个人，他穿着这个国家的军队制服，准备为了保卫它而赴死，却被你的长官和战友们叫做“黑鬼”，他永远被指派去完成最艰难、最难堪、最卑微的工作，他得知美国白人士兵们跟欧洲人说你们是下等人（这就是美国男人良好的自我感觉），他和白人士兵不能同一天在劳军联合组织跳舞，他们不能在同一个酒吧喝酒，他看守德国战犯，却目睹他们从美国人那里得到了比他这辈子享有的多得多的尊严。与此同时，作为一个人，他在这片异乡的土地竟然比在自己的国家拥有多得多的自由。“家”这个词从此在他耳里变得绝望而残忍。你必须去思量这位公民所受的待遇，在他忍受了这么多之后，当他回到“家”，四处奔波找一份工作，找一间房子住；他亲身坐上种族隔离的公交车；亲 眼看见上面写着“白人”和“有色人种”的标记，尤其是“白人女性”和“有色女性”的标记；看着自己妻儿的眼睛；亲耳听见那些关于北方与南方的政治演讲；想象你自己被告知“继续等着吧”。而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世界上最富裕、最自由的国度，发生在20 世纪。你心里也许会发生细微而致命的变化，你会意识到文明不是被邪恶的人所摧毁，人的邪恶并不必然导致这个后果，但人的怯懦会。

很多痛苦也根植于他们那种同样强烈的，想要呈现出自己本来面目，摆脱镜像的暴政的欲望。不管是否愿意承认，我们都知道镜子只会撒谎，沉溺其中的结局只能是死亡。正是因为这样，人们如此绝望地寻找爱，又如此狡猾地回避它。爱会摘掉那些我们赖以生存，但又深知戴着它同样无法生存的面具。我这里用“爱”这个词，不仅仅是在个人情感的意义上，而是作为一种存在状态，或者说蒙受神恩的状态——不是幼稚的美国人被赐予幸福的那种感觉——恰恰相反，它是艰难的、普遍意义上的追求、勇气和成长。

只有当你真的相信你自身就是白人世界所叫唤的那个“黑鬼”时，你才可能被彻底摧毁。我告诉你这些，是因为我爱你，请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

我的地牢在震动  /001

在解放黑人奴隶一百周年纪念日，

给我侄子的信

十字架之下 / 013

来自我脑海中某个区域的信

跋： / 117

论詹姆斯·鲍德温及其作品 王家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