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传
一心向善，爱自由高于一切。
就是为了御座，也绝不背叛真理。
——贝多芬
（1792年手册）
他矮小粗壮，一副运动员的结实骨架。一张土红色的阔脸庞，只是到了年岁老时脸色才变得蜡黄、病态，特别是冬季，当他蛰居室内，远离田野的时候。他额头突起，宽大。头发乌黑，厚实浓密，好像梳子都从未能梳通过，毛戗立着，似“墨杜萨 头上的蛇”。双眼闪烁着一种神奇的力，使所有看到它的人都为之震慑；但大多数人会弄错其细微差异。由于两只眼睛在一张褐色悲壮的脸上放射出一道粗野的光芒，人们一般都以为眼睛是黑色的；其实不是黑色的，而是蓝灰色。这两只很小而又深陷的眼珠兴奋或激愤时会突然变大，在眼眶里转动，映出它们夹带着的一种奇妙真理的全部思想。它们常常朝天投去一抹忧愁的目光。鼻头宽大短方，一张狮面脸。一张细腻的嘴，但下唇向前超出上唇。牙床十分可怕，仿佛连核桃都能咬碎。右下颏有一个深深的酒窝儿，使脸看上去很不对称。莫舍勒斯说：“他笑起来很甜，交谈时，常带着一种可爱而鼓舞人的神情。与之相反，他的笑却是不对劲儿的、粗野的、难看的，但笑声并不长。”——那是一个不习惯欢乐的人的笑。他平时的表情很阴郁，似“一种无法医治的忧伤”。1825年，雷斯塔伯说看见“他温柔的眼睛及其揪心的痛苦”时，需要竭尽全力来忍住流泪。一年后，布劳恩·冯·布劳恩塔尔在一家小酒店里碰到他，他正坐在一个角落里，抽着一支长烟斗，双目紧闭，仿佛随着死神的临近，他越来越这样了。有个朋友跟他说话，他凄然地微微一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谈话本，并用其聋子常有的尖声让对方把想要他做的写下来。——他的脸色经常变化，或是突然有灵感出现，甚至是在街上，会使行人吓一大跳，或是他正弹琴时被人撞见的时候。“面部肌肉常常隆起，青筋暴跳；野性的眼睛变得分外吓人；嘴唇发抖；一副被自己召来的魔鬼制伏的巫师的神态。”如同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尤利乌斯·贝内迪克特说：“像李尔王。”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于1770年12月16日生于邻近科隆的波恩的一所破屋的可怜的阁楼上。他祖籍弗朗德勒。父亲是个既无才华又酗酒的男高音歌手。母亲是个女佣，是厨师的女儿，第一次嫁给一个男仆，丈夫死后，改嫁贝多芬的父亲。
苦难的童年，缺少被家庭温馨呵护着的莫扎特那样的家庭温暖。自一开始，人生就向他显示出像一场凄惨而残暴的战斗似的。他父亲想到用他的音乐天赋，把他吹得如同一个神童。四岁时，父亲就把他一连几个小时地钉在羽管键琴前，或给他一把小提琴，把他关在房间里，压得他透不过气来。他差一点因此而永远厌恶艺术。父亲必须使用暴力才能使贝多芬学习音乐。年少时的他就得为物质生活而操心，想法挣钱吃饭，为过早的重任而发愁。十一岁时，他进了剧院乐团；十三岁时，他当了管风琴手。1787年，他失去了他崇敬的母亲。“对我来说，她是那么善良，那么值得爱戴，我的最好的朋友！啊，当我会喊‘妈妈’这个甜蜜的称呼，而她又能听得见的时候，谁能比我更幸福呀？”她死于肺结核；贝多芬以为自己也染上了这同样的病；他常常觉得不舒服；除此以外还有比病痛更加残酷的忧郁。十七岁时，他成了一家之主，担负起对两个弟弟的教育重任；他羞愧地被迫要求酗酒成性的父亲退休，后者已无力支撑门户：人家把父亲的养老金都交给了儿子，免得他胡花乱用。这桩桩件件的悲惨事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痕。他在波恩的一家人家找到了一个亲切的依托，那是他始终珍视的布勒宁一家。可爱的埃莱奥诺雷·德·布勒宁小他两岁。他教她音乐，并领她走向诗歌。她是他童年的伙伴；也许二人之间有了一种十分温柔的感情。埃莱奥诺雷后来嫁给了韦格勒医生，后者也是贝多芬的好友之一；直到最后，他们之间都一直保持着一种恬静友情，这可以从韦格勒和埃莱奥诺雷与忠实的老友之间的书信往来得到印证。当三个人都垂垂老矣时，友情更加地动人，而且心灵仍如从前一样的年轻。
尽管贝多芬的童年非常的悲惨，但他对童年，对童年待过的地方，始终保存着一种温馨而凄凉的回忆。他被迫离开波恩，前往几乎度过了其整个一生的维也纳，在大都市维也纳及其无聊的近郊，他从未忘怀过莱茵河谷以及他称之为“我们的父亲河莱茵河”的庄严的父亲河，它的确是那么的活跃，几乎带有人性，仿佛一颗巨大的灵魂，无数的思想和力量在河里流过，没有任何地方比亲切的波恩更加的美丽，更加的威武，更加的温柔，莱茵河以它那既温柔又汹涌的河水浸润着它浓荫掩映、鲜花遍布的堤坡。在这里，贝多芬度过了他的头二十年；在这里，他少年的心灵之梦形成了——那一片片的草原好像懒洋洋地漂浮在水面上，雾气笼罩着的白杨、矮树丛和垂柳，以及果树，都把它们的根浸泡在平静但湍急的水流中——还有那些村庄、教堂、甚至墓地，也懒洋洋地睁着好奇的眼睛俯瞰着河岸——而在远处，泛蓝的七峰山在天弯里绘出昏暗的身影，山上已成废墟的古堡矗立着，瘦削而古怪的轮廓显现出来。他的心永远地维系在这片土地上，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梦想着再见到它，但始终未能如愿。“我的祖国，我出生的美丽的地方，在我眼里，始终与我离开它时一样的美丽，一样的明亮。”
革命爆发了；它开始席卷欧洲；它占据了贝多芬的心。波恩大学是新思想的中心。贝多芬于1789年5月14日注册入学；他听未来的下莱茵州检察官、著名的厄洛热·施奈德教授在该校上的德国文学课。当攻克巴士底狱的消息传到波恩时，施奈德在课堂上朗诵了一首激情昂然的诗，激起了同学们的热情。第二年，他发表了一本革命诗集。在预订者的名单中，可以看到贝多芬和布勒宁家人的名字。
1792年11月，当战争逼近时，贝多芬离开了波恩。他前往德意志的音乐之都维也纳，在那儿定居下来。途中，他遇到向法国挺进的黑森军队。想必他的爱国之情又油然而起了。1796年和1797年，他把弗里贝格的战斗诗篇谱成了曲：一首《出征歌》和一首合唱曲《我们是伟大的德意志人民》。但他想歌颂大革命的敌人纯属枉然：大革命已征服世界，征服了贝多芬。自1798年起，尽管奥地利和法国的关系紧张，但贝多芬仍同法国人，同使馆，同刚到维也纳的贝尔纳多特将军过从甚密。在交往之中，他的共和派情感弥足坚定，而且人们可以看到在他以后的岁月中，这种情感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这一时期，施坦豪泽替他画的一张像，较好地表现了他当时的形象。与贝多芬以后的画像相比较，这幅画像无异于盖兰 的波拿巴画像之于其别的画像，那是一张严峻的脸，充满着野心勃勃的烈焰。画中的贝多芬比实际年龄显得小，瘦瘦的，笔挺的，高领口使他僵直，目光不屑和紧张。他知道自身的价值；他相信自己的力量。1796年，他在笔记里写道：“勇敢不屈！尽管身体虚弱，但我的天才将会得胜的……二十五岁！这不已经到了吗！我二十五岁了……人必须在这一年显示出他的完整的人来。”伯恩哈德夫人和格林克说他很傲慢，举止粗俗，阴郁，说话时带有很重的外地口音。但是，唯有几个密友了解他藏匿在这种傲然的笨拙下的善良心地。他在给韦格勒写信时，第一个念头便是：“譬如，我看见一个朋友手头拮据：如果我的经济能力使我无法立即接济他的话，我就只要坐到书桌前，不大一会儿，我就使他摆脱了困境……你看这有多美。”在稍远处，他又写道：“我的艺术应该为穷人们的利益做出贡献。”
苦痛已经敲响了他的门；它缠住了他，不再离去。在1796年到1800年间，重听开始严重起来。耳朵昼夜不停地嗡嗡直响；他的内脏也使他痛苦不堪。他的听力越来越下降。有好几年工夫，他都没把这事告诉任何人，连他最亲爱的朋友都没告诉；他总躲着别人，免得自己的残疾被人发现；他独自深藏着这个可怕的秘密。但是，1801年时，他无法再隐瞒了；他绝望地告诉了他的朋友中的两位：韦格勒医生和阿曼达牧师：“我亲爱的、我善良的、我真挚的阿曼达……我多么希望你能经常待在我的身旁啊！你的贝多芬真的太不幸了。你知道，我自身的最高贵的部分，我的听力，大大地衰退了。我们常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已经感觉到有点病兆了，但我一直瞒着；但这之后，就越来越糟糕……我能治好吗？我当然是抱着这一幻想的，但希望渺茫；这样的一些疾病是最无法医治的。我不得不悲惨地生活着，躲开我所喜爱和对我弥足珍贵的所有一切，而这又是在一个如此悲惨、如此自私的世界里！……我得隐藏在凄惨的听天由命之中！当然，我确实是想过要战胜所有这些灾祸；但这又如何可能呢？……”
他在写给韦格勒的信中说：“……我在过着一种凄惨的生活。两年来，我避开所有的交往，因为我不可能与人交谈：我是个聋子。如果我干着其他一些行当，倒也无妨；但在我的这种行当里，这是一种可怕的情况。我的仇敌不少，他们对此会说些什么！……在剧院里，我必须坐得特别靠近乐队才行，否则我就听不见演员们的道白。如果我坐得稍微远一点的话，我连乐器和歌声的高音都无法听见……当别人轻声说话时，我几乎听不见，但要是别人大声喊叫时，我又难以忍受……我常常诅咒自己的一生……普吕塔克 引导我听天由命。如果可能的话，我却想同命运挑战；但是，在我一生中的有一些时刻，我是上帝最可怜的造物……听天由命！多么悲惨的隐忍啊！然而，这却是我所剩下的唯一的路！”
这种悲剧式的愁苦在这一时期的一些作品中有所表现，如作品第十三号的《悲怆奏鸣曲》（1799），尤其是作品第十号的钢琴曲《第三奏鸣曲》的广板（1798）。奇怪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带有这种愁苦，还有许多作品，诸如欢快的《七重奏》（1800）、清澈的《第一交响乐》（1800）等，都反映着一种年轻人的无忧无虑。想必是一定得有一段时间才能让心灵习惯于痛苦。心灵极其需要欢乐，所以当它没有欢乐时，它就得自己制造欢乐。当“现在”太残酷的时候，它就在“过去”生活。过去的幸福时光不会一下子消失；它们的光芒在不复存在之后仍将长久地照耀着。在维也纳单寒羁旅的贝多芬，常隐忍于对故乡的回忆之中；他当时的思想中充满了对故乡的思念。《七重奏》中以变奏曲出现的行板的主题就是一支莱茵歌谣。《第一交响曲》也是一个赞美莱茵河的作品，是青少年笑迎梦幻的诗歌。它是快乐的，慵懒的；人们在其中可以体味出取悦于人的那种欲念和希望。但是，在某些段落中，在《引子》里，在某些低音乐器的明暗对比里，在荒诞的谐谑曲里，人们多么激动地发现那青春的面庞上显露的未来天才的目光。那是波提切利 在《圣家庭》中所画的婴孩的眼睛，人们从中已经认为可以看出不久将至的悲剧了。
除了这些肉体的痛苦而外，又增添了另一种苦痛。韦格勒说他从未见过不带强烈感情的贝多芬。这些激情似乎一直是纯洁无邪的。激情和欢娱之间毫无相干。人们今天将二者混为一谈，那证明大多数人愚昧无知，不懂得激情以及激情之难求。贝多芬在心灵中有着某种清教徒的东西；粗俗的谈论和思想令他厌恶；在爱情的神圣方面，他有着一丝不苟的看法。据说，他不能原谅莫扎特，因为后者糟蹋自己的才华去写《堂·璜》。他的挚友辛德勒肯定地说：“他带着一种童贞走过了一生，从未有过任何脆弱需要责备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人生来就要受到爱情的欺骗，是爱情的受害者。他就是这样。他不断地痴情地去恋爱，他不断地梦想着幸福，但幸福一旦破灭，随即便是痛苦的煎熬。必须在那种爱情和高傲的反抗的交替之中去寻找贝多芬最丰富的灵感的源泉，直到他到了其性格之激昂隐忍于悲苦之中的年岁为止。
1801年，他的激情的对象好像是朱丽埃塔·居奇亚迪，他把他那著名的名为《月光奏鸣曲》的佳作（第二十七号之二，1802年）题献给了她。他在给韦格勒的信中写道：“我现在以一种更温馨的方式在生活，并且与人接触的也多了……这一变化是一位亲爱的姑娘的魅力促成的；她爱我，我也爱她。这是我两年来所拥有的初次幸福时光。”他为此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首先，这段爱情使他更加感受到自己残疾之苦，以及使他不可能娶这个他所爱的女子的境况之艰难。再者，朱丽埃塔风骚，稚气，自私；她使贝多芬很痛苦，而且，1803年11月，她嫁给了加伦贝格伯爵。这类激情摧残着心灵；而像贝多芬那样，心灵已经被病魔弄得脆弱了的时候，这类激情有可能把心灵给毁灭了。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他似乎要一蹶不振的时刻。他经历了一场绝望的危机，我们从他的一封信中了解了这一点，那是他当时写给他的两个弟弟卡尔和约翰的遗嘱，上面注明“待我死后方可拆阅并执行”。这是反抗的和撕心裂肺的痛苦的呐喊。听见这种呐喊不能不让人悲从中来。他几乎要去结束自己的生命。只是他那不屈不挠的道德情操阻止了他。他痊愈的最后希望破灭了。“甚至曾一直支撑着我的那崇高的勇气也消失了。啊，主啊，向我显示一天，仅仅一天的真正欢乐吧！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欢乐那深邃的声音了！什么时候，啊！我的上帝，什么时候我再能见到它啊？……永远也见不到？——不，这太残忍了！”
这是一种垂死的悲鸣；不过，贝多芬又活了二十五年。他那坚强的性格不可能屈服于挫折。“我的体力比以往更加随着智力的发展而增强……我的青春——是的，我感觉到它了——才刚刚开始。我每天都在接近我能够隐约看到但又无法确定的目标……啊！如果我能摆脱这病魔，我将拥抱世界！……没有任何歇息！除了睡眠，我不知道什么叫休息；可我很不幸，不得不比以前更多地花时间睡觉。只要我能从我的病魔中解脱一半，那就睡吧！……不，我将忍受不了病痛了。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将无法使我完全屈服……啊！千百次地享受人生是多么美好啊！”
这爱情、这痛楚、这意志、这颓丧和傲岸的交替、这些内心的悲剧，都反映在1802年他所写的伟大作品之中：附有《葬礼进行曲》的《奏鸣曲》（作品第二十六号）；称作《月光曲》的《幻想奏鸣曲》（作品第二十七号）；《第二奏鸣曲》（作品第三十一号），包括仿佛一场雄伟和哀婉的独自的戏剧化的吟诵；题献给亚历山大大帝的提琴奏鸣曲（作品第三十号）；《克勒策奏鸣曲》（作品第四十七号）；根据格莱尔的词谱的六支英勇悲壮的宗教曲（作品第四十八号）。1803年的《第二交响曲》更多地反映的是他年少时的爱情：可以感觉得到，他的意志占了上风。一种无法抗御的力量把他那阴郁的思想悉数涤荡。生命的沸腾掀起了音乐的终曲。贝多芬渴望幸福；他不愿相信自己的不幸是无法医治的：他渴望治愈，他渴求爱情；他充满着希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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