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华为最大的问题是钱太多了,发给你们的钱也会很多。你们如果要买房,一定要挑大阳台的。”不仅是华为人,连不少企业外的人初次听到那段描述,都会被深深震撼:“因为发给你们的钱用不完,老搁在床底下会发霉,要经常拿到阳台上晒一晒。”居然还有这么描述未来的!作为在普通家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鲁青虎与台下其他人一样,都心潮澎湃。
“我们每天的工作,我们每卖出一台设备,都是在直接爱国。”这一点,鲁青虎倒是深有体会,那时国内的的通信行业,还是外国企业的天下,据他了解,外企员工出差都要住四星级以上的酒店,相比之下,自己去北京出差住宿费标准仅有30元上下,外企利润之丰厚可见一斑。“那个时候,如果外企程控交换机一线卖2000元,华为卖1000元就行,还是有丰厚利润。因此,而且我们每卖一套设备,国家可以直接节省外汇,这就是实干兴邦,就是爱国。”这样一番解释,将鲁青虎“圈粉” 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讲到了心坎里”。
“通过我们的努力,我们要把设备做到全球。他们现在在我们家门口竞争,我们以后要到他们家门口去竞争!”这是第三段话,好一个“把五星红旗插遍全球”!
外派时工资月月都在蹭蹭涨
“两个公司的offer我都拿到了,当时华为开的工资是1500元,通广北电是1800元。可通广北电是在生产一线,华为是做市场,权衡之下,我选择了华为。”
1994年2月,俞渭华正式加入华为。“那年,华为的JK1000交换机卖了很多,我本来是市场部的,在生产线上实习3个月后就应该分到办事处负责销售,没想到公司的JK1000在农话卖得非常好,那时候叫装机队,现在叫全球技术服务支援部,安装人员严重不足,于是我在生产调测岗位干了不到1个月就被派出去安装维修设备。”
那年3月,俞渭华被外派到山东、沈阳,一路向北,这一出去就是9个月,“我随手拿了几件衣服就出远门了,一直都在外面跑,一路买衣服,从离开深圳时候的一个小包到年底回公司时变成两个大拉杆箱。”不过,干得热火朝天的俞渭华心里却很踏实。“看到工资条我都傻眼了,每个月工资都在蹭蹭涨,到了年底我已经是4000多元。”
半年出差180天,他却“巴不得天天出差”
说起福建人,许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爱拼才会赢”,这一点在翁震鸣身上非常明显。
2000年入职那年,翁震鸣被派去云南做售后服务,对当地的光纤设备进行维护升级。除了西双版纳,他跑遍了云南的每一个角落,几乎每个县城都有他的足迹——“不是在出差,就是在去出差的路上。”
那年10月到12月,3个月的时间里,他只有1天没有出差在外。常常是头天晚上刚到位于昆明的华为云南代表处,箱中的行李都还没全取出来,第二天一早又要乘中巴车踏上旅途。有时甚至上午刚出差回来,晚上又要坐着卧铺大巴一路颠簸,前往下一个站点。
那时,华为并不是技术最先进的企业,却靠着优质的服务打开了一片广阔市场,因此,每到一个县城,翁震鸣都被电信局当做贵宾。“不少大公司的维护工程师可能几个月才会来一趟,安装设备需要3个月以上,我们一个多月就能装好,而且随叫随到,半夜都会出动。”有一项在昆明与迪庆之间对接光缆的任务,每隔大约80公里就有一个站点,需要人工对接光纤,进行插板安装。这些站点里不乏处于深山老林、荒郊野岭等地方,“连虎跳峡都去过”。
随后的2001年,翁震鸣被调往深圳总部,但要前往全国各地进行技术支持。年底,他收到一张清单,从6月10日到12月31日,半年多的时间里,他有180天在外出差。朋友帮他算了笔账:即便每次出差回深圳都住五星级酒店,也比租一套公寓要划算。
强度大,条件苦,不归家,连轴转,翁震鸣却乐在其中:“巴不得天天出差。”
为啥?
“保障好啊!”如今回忆起来,翁震鸣的嘴角还是抑制不住地上扬,那时的出差补贴,是每天150元,去县里出差,他都会直接问最好的酒店是哪间,毕竟,即便是最高档次的酒店,一晚的房费可能也才60元。“一个月就是4500块钱!这什么概念,可以在上海买1平方米房子了。上大学的时候一个月伙食费才300块。”
工资也很高。毕业时,华为给翁震鸣开出的薪水是每月4000元,“大家心里都没底,感觉像骗子公司一样,高得离谱。”那时,一般毕业生工资才1000元左右。入职没多久,一位老员工在电梯里问:“小翁,现在一个月能拿多少?”“4000。”自我感觉良好,翁震鸣回答得也干净利落,对方愣了一会,吞吞吐吐挤出一句“好……”他这才发觉,身边人薪水都比自己要高。不过很快,凭着在重点项目中的突出表现,他的薪水在4个月里涨了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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