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地名的由来
黄浦江是流经上海市区最大的河流，她发源于淀山湖(今属上海市青浦区)，由东南至闵行附近沿正东，于原陆家浜口(今南浦大桥附近)北折，从吴淞口注入长江。黄浦江以进入市区段的江面最宽，约为800米。由于黄浦江通江接海，受到潮汐影响，平均每天两次有明显的涨潮和退潮现象，一天内的水位落差可达4米以上，如遇天文大潮，水位落差就更大了。
在一百五十年前，上海仅是江南沿海的一个中等县城，航运事业很不发达，人们没必要，也没能力在沿江修筑堤岸，所以除东门黄浦江岸外大部分江岸是一片自然滩地，退潮时，江水聚滞在河床中心，露出一大片滩地，涨潮时，江水又没过河滩。黄浦江是上海的主要河道，由于江宽水急，逆水而行的船只就须拉纤行走。几百年来，纤夫的足迹就在黄浦江滩踩出一条曲折多弯的小道，人们称之“纤道”，这纤道就是外滩最早的路了。
在上海的地名习惯用词中，一般把河流的上游叫作“里”，河流的下游叫作“外”，如今天上海人习惯把虹口港上的汉阳路桥叫作“里虹桥”，把长治路桥叫作“中虹桥”，把大名路桥叫作“外虹桥”，就是根据桥所在河流的位置来取名的。同样，今苏州河入黄浦江口的第一座桥叫作“外白渡桥”，依次向里的桥也俗称“里白渡桥”(今乍浦路桥)、三白渡桥(今四川路桥)。如以县城为依据时，距城近的地方称为“里”，距城远的地方称为“外”，今南市区的“里咸瓜街”和“外咸瓜街”；“里仓桥”和“外仓桥”等就是以此得名的。
进入上海县城附近的黄浦江在陆家浜出口处形成一个急弯，于是上海人就以陆家浜为界，其上游称为“里黄浦”，下游称为“外黄浦”。里黄浦的河滩叫作“里黄浦滩”，又称“里滩”，外黄浦的滩地就叫作“外黄浦滩”，又称“黄浦滩”或“外滩”。
根据上述，“外滩”应该指从陆家浜至苏州河的黄浦滩地，这原来是不错的。清康熙二十二年，清军收复了台湾，郑成功之孙郑克填投降，标志着沿海反清武装全部肃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颁布了《弛海禁令》，即放松和放宽了从明初开始实行的禁止近海航运和贸易的“海禁”政策，中国近海航运和贸易又开始活跃起来了。位于中国南北海岸线中点的上海，是长江的出海口，又背倚中国最富庶的杭嘉湖平原，很快成为中国沿海的重要港口，与上海县城小东门、大东门、小南门相近的黄浦江滩相继建起了码头、堆栈、商行，从而促进了上海的城市经济和建设的发展。大概在康熙四十年后，从陆家浜到方浜(今方浜路)的黄浦江滩地逐渐消失在不断兴建的各种建筑中，从此，“外滩”的实际区域就是今方浜路到苏州河边的黄浦江岸。
鸦片战争和上海开埠
1840年，英国政府以中国阻碍贸易为由，悍然挑起侵华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由于林则徐对英军可能发动战争早有所备，英军对广州的进攻屡屡告败。英军知道，从广州进攻中国的战略难以取胜，遂决定沿海北上，从其他地方登陆。1841年8月26日，英军攻占厦门，10月，又相继攻占浙江的定海、镇海、宁波等沿海城市。1842年5月18日，浙江沿海兵防重镇乍浦失守，6月，英军进入长江口，攻陷长江门户吴淞口，并直驱上海。之后，英军沿长江而上，攻占镇江，兵临两江首府南京。在万般无奈之下，清廷被迫派钦差大臣耆英与英军谈判。8月29日，耆英与英国全权公使璞鼎查在英舰皋华丽号上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
据英国的上海史专家兰宁(G．Lanning)在《上海史》一书中记载，当英国全权公使璞鼎查在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后，于10月2日撤离南京，沿长江而下，于10月9日抵达上海。他来上海的目的是“要为将来派驻上海的英国领事布置居住的地方，也要解决关于中国人赎回上海的偿金问题”，以及与上海道、上海知县会谈关于“开关通商贸易”事宜。随璞鼎查抵达上海的英军马德拉斯炮兵队上尉巴富尔(George Balfour)回忆道：
当我们沿扬子江下驶，访问上海时，璞鼎查爵士指示我，要到上海城附近各处视察一番，并为设置居留地(Settlement)这个目的，选择一个合适的地点。为此，我曾会同当时上海的中国当局，指定了上海县城以北，及以东一块地面作为居留地，因为在这里居住的中国人很少，
而且有一种自然的疆界，还有一条约三千六百英尺长的江岸，商船在这里的江面上停泊，既方便又安全，沿江向内地航行，又有广大的农村。
显然，当鸦片战争尚在激战中，璞鼎查已注意到上海，并计划将上海列为通商口岸之一。战争结束后，他又着手计划在上海开辟一个英国人居住地，这个地方就是上海县城以北的外滩。
1842年12月1日，马德拉斯炮兵上尉巴富尔正式被英国政府任命为驻上海领事，他就开始为筹建领事馆和璞鼎查交付的任务而忙碌起来。
1843年11月8日，英国驻上海第一任领事巴富尔率随员麦华陀Q)(Walter Henry Medhurst)、军医海尔(Dr Hale)、文书斯特拉钦(A．F．Stranchan)一行乘“麦都萨”(Medusa)号船抵达上海。第二天他们就进城在道台衙门拜会了上海道宫慕久，次日，宫慕久也上“麦都萨”号船作了回拜。
英国领事与上海地方政府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英国领事馆的房屋问题。经过鸦片战争之后，清廷官吏的傲气早已被打消，这次战争使他们明白，大清已不再是一个不可一世的帝国，《南京条约》是大清皇帝与洋人订立的城下之盟。所以，他们对新来乍到的英国人抱着“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害怕一旦得罪洋人，就可能被朝廷革职，于是提出，在上海城里已拥挤不堪，难以找到一块可作领事馆的住宅，希望他们自己到城外觅一块土地自建领事馆。但是，根据英国皇家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有关法令规定，英国驻殖民地领事，不得自置土地，擅自营建领事署。巴富尔想遵循其上司璞鼎查的指令，但也不敢违背英国皇家法令，遂提出：“他将自己去寻找一所房屋，如果找不到，他宁愿在城内一座庙宇的庭院中搭建帐篷来居住和办公，或许会搬到一官吏家中去居住。”由于巴富尔态度强硬，宫慕久实在也奈何不了他。
几天后，巴富尔租下了城里新衙巷一顾姓人家的52间民房，权作领事署，开始办公。
巴富尔与宫慕久经过几次会谈，商定了开埠的部分细则。11月14日，巴富尔向来上海的侨民发出告示，宣布11月17日上海开埠，同时还告示了两项内容：其一，“兹告全体英国臣民，本领事现已在县城内暂设英国领事馆，馆址位于东门和西门之间，城墙附近的一条街上”。其二，“上海港埠的界限，暂时确定在朝西方向之宝山角(Paoshan Point)与朝西南方向之吴淞口右岸炮台这二点所构成的一条直线以内。在港埠内，装卸货物之商船停泊地即在尽可能靠近黄浦江弯曲处的左岸，紧接于吴淞江口(即苏州河口)”。
11月17日成了上海历史上铭心难忘的日子——一些中国人视其为“国耻日”，因为这一天是上海受侮被迫开放的日子，而来沪的外国人则视如他们的“国庆”，每年的这一天，租界都要举行“开埠周年庆祝”——这也是租界最重大的庆典活动之。
有利银行进入联合大楼
有利银行的总行在英国伦敦，成立日期未详。1854年10月2日，英文《北华捷报》上刊登了该行代理人纽伯(Richard Newby)的一则通告，宣布有利银行(Mercantile Bank of India，London and China)在这一天设立上海分行，它成为最早进入上海的外资银行之一。1857年，该行与亚细亚特许银行(Chartered Bank of Asia)合并，英文行名改为Chartered Mercantile Bank of India，London & China(香港行称“角士顿新银行”)，成为一家英国皇家特许银行。1892年，该行改组为公众性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英文名改为Mercantile Bank of lndia Ltd。有利银行的早期行址几经搬迁，现在能查到的就有南京路、仁记路(今滇池路)、北京路多处。也不知是什么原因，1894年该上海分行突然停业，在上海的业务委托怡和洋行和和记洋行(Hutchison，John D．)代理。1910年后，又复设上海分行。1920年外滩26号的扬子大楼建成后，有利银行的行址就一直设在这幢大楼里。
联合大楼是由天祥洋行联合多家商事机构兴建的，大楼建成后，除天祥洋行占有部分楼面外，大部分楼面提供出租，有不少外资的保险公司租用了该大楼楼面，其中有在中国资格最老的英商保家保险公司(Union Insurance Society of Canton，又叫作于仁洋面保安行)。有一种说法认为联合大楼的楼名来自该公司名，该公司租用了该楼的底层大厅及部分楼面。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的野心日益暴露。尤其是受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影响，上海市面日益萧条，有不少外国商人已预料到，中日战争必将全面爆发，便计划将资本抽回国内。保险公司是依靠客户的投保来经营的，局势是否稳定，对保险公司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由于战争频繁，保险公司必须承担赔偿投保者的损失，而大批外资企业撤出中国，又使保险公司的受保总额急剧下降，生意实在难以维持。就保家保险公司来说，1933年该公司实收资本约135万英镑，而到了1936年，就剧降至81万镑。由于每年承担的赔偿额还在不断上升，该公司开始缩小投保项目和范围，并计划将上海公司撤回英国。大概就在这一年，有利银行迁到了联合大楼的原保家保险公司的地方，所以这幢大楼也被人们改叫作“有利大楼”。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有利银行被日军接管。日军战败后，有利银行重返上海，1949年后撤出上海。以后该大楼长期归上海民用设计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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