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和谐： 最后一个特征是：空间环境应该与人的基本生理结构相吻合；应该有益于维持内部温度；应该配合自然的韵律：清醒及睡眠、警戒和放松；应该能提供适宜的感受：既不过度而容易疲劳，也不会太少刺激而无聊；还应该能看得明、听得清，这对于一般孩童的发展而言尤其重要。空间中的元素，诸如台阶、门、房间、斜坡等，应该适于人的尺寸和力量，这些包含r身高、工作半径、关节位置、左右撇习惯、视野、举重能力，等等。这些都是人体工学的基本资料，空间的设置应该鼓励全身的相互协调动作，才不至于有某部分肌肉缺乏运动。这部分的问题已有完整的研究，但另外一部分，特别像生理时钟的部分就较少被正视，但也已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在环境设计中。 也许只有一两个猎居区或农业聚居地曾在历史上达到了有生存条件、安全、和谐三个要求的环境标准。除了在战争之时，这些重要的生存要求从来不是城市建造者的原动力。他们经常被迫地官方性地来处理疾病、火灾和饥荒。相对而言，把城市当作为延续发展的聚居地是近代的现象。 这三个需求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毒物使每一个人都生病，无论你是海根塞人（Hackensack）还是苏威托人（Soweto）都一样。这些问题通常被公众称作“环境问题”，但这里的“环境”是被误用了，是十分狭隘的定义。但是对于能否维持健康、延续生命、避免饥荒的标准，各个地方的差异很大。除非是求生存的这种生物本能，“生命力”并不一定是一个绝对好的价值标准，有时必须牺牲某些需求以换取更好的生活，有些风险是必要的。我们能去要求一个绝对健康的环境吗？即便可能有，我们也不见得要求一个没有疾病、没有压力、不会受伤的世界。一个短暂的、有病痛的生命应该被视作是自然的，甚至可以说是恰当的，只要世代能够延续。所以，无论如何，人的死亡是无可避免的。 在这里讨论的不是舒适，而是生理上的健康和功能。一张舒适的坐椅、便捷的旅程、稳定的气候、没有痛苦的过世或愉悦的晚宴，也许都和健康无关，甚至都可能是对立的。而有些保健的原则也许只是凭直觉确定的，或者，有些有害身体健康的内容还没有被大家认识到。于是，只有专家“最知道”哪些人实际上正在拿健康来冒险。这会引起一个问题：一部分人有权力替另一部分人做决定，甚至违背他们的主观意愿吗？比如说：人们非要饮用加氟水吗？ 良好的健康与生理适宜感都很容易感觉和享受到，但却都很难清楚地界定它们，特别是有关心理的健康。不健康和担忧则比较容易分辨，因为，健康环境的定义侧重于应该避免什么，而不是说明什么是合适和正面的。我们寻求的是合理的负面范畴，而不是期望负面因素完全消失。确定这种范畴时可以用一系列准则，包括压力、疾病、生产率、死亡率等指标。与此同时，许多人也会主动寻找冒险，以测试自己的极限能力，并享受刺激。所以，基本原则应该是群体生存的标准，这个标准基于个体的康乐以及个体使用和发展人类内在能力的机会。例如，一个成长的孩童，可以有逐渐扩大的活动范围，以拓展他和社会的接触，逐步运用他的能力并建立责任感，同时，也能随时缩回自己的安乐窝。显然，这个规则是其他价值的基础，只有在有生存条件之后才能谈到其他价值。生命力是一个保守的但却非常通用的规则。它强调生命的延续，提供生命个体的发展机会。由于基本的目的是生命种类的延续，所以就会特别强调繁殖和对下一代的教养。 这些议题早就在环境规划理论的历史中出现过，但事实上却可能很少真正地起到作用。雉特鲁威（Vitruvius）早在公元前1世纪便确定了健康聚居地的原则，而他所依据的也是早期的健康知识。同样，早期的印度人也在文献中提到有关于健康聚落的设计原则。这些原则多半与气候和明显的污染相关。一直到19世纪，在英国的改善卫生运动中，大量兴建下水道与自来水供应之后，才使原始的卫生设施接近今天的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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