黟县古人造房，必先按方向的利与不利，然后择定吉日，方能动土。即是极不利的用地条件下，宅的主体也必须也必须朝着吉方，而宅的主体朝向体现在大门的朝向上，因此，门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因为门通出入，是“气”口，风水学最讲究的是气，所以就有着“宁为人立
千坟，不为人安一门”的说法。黟县境内数千幢古民居的大门极少有向南开启的现象，向人们显示了风水观念的强大制约力。
黟县古居民的大门，一般都是朝着东、西、北三个方向，偶尔有些房屋受地基局限，不得不朝南开设大门时，也要设法偏一偏，宁可开成一扇斜门，让人感到颇有些不伦不类。
解释这种现象有多角度的选择。
从封建制度来解释：在封建社会中，许多事物都有尊卑之分，连区分方向的东西南北左右
也不例外。古代把南称为至尊，宫殿、庙宇都朝正南，帝王座位也是坐北朝南，叫做“南面称尊”。正因为南向如此尊荣，所以民间造房，谁也不敢取子午线的正南向，都得偏东或偏西
—些，免得犯“讳”而挟罪。
从风水州沦解释流传黟县的风水理论中关于住宅选址的要求为“巽山乾向”。根据周易文王的后八卦推算，巽为东南、乾为西北，就是说好的住房应该是坐东南，朝西北。
更为关键的是，据黟县历代风水先生观测，黟县“龙脉”起于西北，西北在地支上属庚、酉、申，庚、酉、申在五行中属“金”，南向地支属午，寅、戌，午、寅、戌在五行中属“火”，火能克金，门朝正南，属“相克脉”，三代当绝后。人们造房本是百年大计，希望传子、传孙，谁敢冒那三代绝后的风险!
而另一种风水论则认为，古代黟县人在建房过程中有许多禁忌，这些禁忌与当地文化、经济有密切联系。黟县人经商致富，商为黟县人的“第—等生业”，而从汉朝起，中国就流行“商家门不宜南向，征家门不宜北向”的说法。因为“商”属金，南方属火，火克金，所以门朝南开不吉利；“征”为兵家，“兵”届火，北方属水，水克火，封建社会中北向象征失败，打了败仗称作“败北”，所以兵家建房，门不宜朝北开。
古时黟县，不但民房建筑不敢朝正南开门，就连一些大姓的宗祠也不敢门向正南。如今，在黟县惟一能看到的门朝正南的古建筑，只有县城的旧县衙遗址。为什么县衙大堂又敢于面朝正南?据说是因为皇帝“南面称尊”，由皇家支派的各地衙门，替皇帝南面治理百姓，所以，八字衙门朝南开也就无所禁忌的了。
由于战争频繁，社会动荡，外出经商的人们想要回到家乡，困难重重。时间一长．他们只得将家人接到外地共同生活或是在外地别成一家。每年只将费用寄回家中，供家人开销。这样，便使得西递胡氏人口增长率变成负值。
随着人口连年下降，大量宅第废置，有的廉价拍卖。有的任其自然倒塌。于是，居住在村外坡地上的非胡姓佃农，开始慢慢迁入。从而打破了胡氏宗族持续数百年的聚族而居状态。但是，达到宗族观念真正瓦解，还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1949年以后。生活在西递的胡氏后裔，由于经济上和政治上原本强有力的支柱相继倒塌。从而陷入了全部生活模式大调整的动乱之中，土地改革以后。他们重新被束缚于土地之上，由一个非生产型的消费集团，转化成自食其力的生产型集团。农业生产所特有的生活模式．迫使他们对原来的生存环境作出适应的变动。于是，祠堂变成了集体粮仓；书房变成了贮藏室；花园变成了菜园、猪圈；精美的木雕艺术品上．楔进钉子，挂着斗笠、蓑衣；缠裹着三寸金莲的商妇，迈出深宅大院，艰难地走向田间……
不过这些变化，还只是为适应生活变化而作出的调整，还未对这些古民居产生毁灭性的破坏。真正的毁灭性破坏发生于“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时期。在这期间，西递村近2／3的民居、祠堂、牌坊、书院、庙宇以及大量的石雕、砖雕、木雕艺术晶，大量的书画文物被毫不吝惜的毁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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