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顾客和商家所处的社会条件和资源条件不同于欧美社会，所以讨价还价的时候不像欧美市场竞争那么单纯，往往要进行二阶均衡，要进行比较复杂的考虑。
不但在微观经济中有均衡问题，宏观经济中也有均衡问题，中国与西方也有复杂与简单的不同：如果要在中国寻找经济增长点，西方国家的方式常常不适于中国，因为从凯恩斯到佛里德曼，都是在社会保险制度基本成熟，教育贷款十分方便的社会中寻找经济增长点，所以，通常只要考虑第一章第二节图1-4中的A点，而把其他问题作为“外部因素”处理。在中国，由于不具备较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和教育贷款制度，所以简单的经济增长点在中国不可持续，中国必须寻找可持续的均衡点--对于正供给（生我）、正效果（我生）、负供给（我克）和负效果（克我）进行综合权衡，不断调节，与环境条件相适应。这个权衡调节的过程如果达到了维护群体延续的目的，就是儒家所说的中庸之道--不只看重正效果，也不只看重负效果，这是中；庸的含义是不变，也就是维护群体延续的目标（我存）不能变。
中国历史上的科举政府与近代的计划政府在制度基础和制度导向上的不同之处是：科举政府的基础是宗族，制度导向是安居乐业；计划政府的基础是党委，制度导向是提高生产力，在达到温饱之前，这两种导向在操作上的区别只是“便步走”（允许各宗族因地制宜）和“齐步走”（党委都要学大寨）的区别，但是在达到温饱之后，计划政府坚持提高生产力，不能不向市场竞争开放。欧美市场经济鼓励以钱生钱，以地生钱，以人生钱，用钱来代表生产力。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区别是：市场比计划的“算计”更精明--计划经济通过少数计划人员为整个经济运行算计，而市场机制让多数人都来参与算计：“（市场中的）理性人考虑边际量……对现有的行动计划进行微小的增量调整。”
应该指出，许多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说的“一般均衡”，并不是指微观均衡，而是指宏观均衡。如“挂在一个弹簧末端的一件重物……如果把重物向下拉一下，弹簧的力就会大于地心引力，重物将向上反弹，这时如果不再进一步加以干扰，重物会来回跳动并最终回到它的均衡位置上。经济的均衡大体上是以同样的方式建立起来的（由于完成交易对消费者与生产者都有好处，相当于摩擦力，使得讨价还价的过程最终回到均衡价格）。在均衡价格上，消费者正好得到他们想在那个价格上购买的物品数量，而生产者也正好卖掉了他们愿意在那个价格上出售的物品数量”。（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78页。括号中的文字为笔者所加）
也就是说，消费者与生产者事先都知道均衡价格是多少，或大概是多少。这个价格不是讨价还价的过程决定的，而是独立于讨价还价的过程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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