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的教会建筑不仅是中西方文化交汇的历史产物，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起到了某种促进作用，而且还是中国近代建筑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具有中西文化双向流动的典型特征，其文化意义和社会效应都远超出建筑本身的使用价值。在鸦片战争之后，中西文化在严重失衡的状态下交汇，西方的政客和商人已可以毫无顾忌地将各种建筑形式引入中国，传教士们普遍地抱有西方本位的文化优越感，也在中国的城镇和乡村建立起西方中世纪式样的教堂，并建设了一批反映西方工业文明的公共事业建筑，由于这些建筑及其相应的活动隶属西方教会的管辖，并在使用期间或多或少地具有宗教传播的作用，习惯上被称之为教会建筑。引入中国的其他建筑形式被中国人广泛地接受下来，唯有教会建筑遇到了麻烦。换言之，其他的西方建筑形式更多地表现出工业文明的技术成果的输入，而与教会相关的建筑类型则显示出西方文化观念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侵蚀，因而，西方教会的建设活动受到了普遍非议和负面评价。由于众所周知的客观原因，有关教会建筑的研究一直是建筑理论领域涉足最少、争议最多的课题之一。今天，我们能够客观地评述中国近代建筑发展史中的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其本身就说明了中国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也是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增强的表现。
本书从建筑文化的角度，结合近代广阔的社会背景和深刻的历史变迁，通过实例考察和对历史资料的广泛搜集，运用建筑语言学、建筑形态学及社会学、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追溯了中国近代教会建筑在演进过程中的文脉关系，分析了中西方建筑文化交汇中的异质关联，并进而探讨了中国建筑文化在历史时空交汇中的涵化机制和离异与回归规律。
19世纪中叶以来，当中西两种异质文化发生剧烈碰撞和冲突之时，具有工业文明内涵的西方文化无疑是处于相对高势能状态，占据着主导地位并发挥着支配作用，伴随着武力侵略和经济掠夺而来的西方文化，以咄咄逼人的气势向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进行着强行移植和殖民输入，从“交流”一词的本意而言，真正谈得上中西文化双向融合的实例实在是少之又少，尤其是具有表象效应的更是如此。教会建筑在一定程度上是中西文化双向流动的较成功的特例，尤其是教会大学建筑形态突破了中国数千年以来的物以致用的狭隘建筑观念，使中国传统古典建筑具有了时代和民族文化的象征性意义。20世纪的30年代所倡导的“中国固有形式”的运动，50年代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内容、民族主义形式”的建设方针，80年代迄今，建筑界的理论和实践所纷纭不休的“神似与形似”之争，都与教会大学建筑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且不论有关中国传统古典建筑复兴的褒贬是非，仅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建筑工程实践来看，那星罗棋布般出现在中国地平线之上的这类中西合璧式的建筑作品，俨然在提示着教会大学建筑形态的存在价值和深远影响，也从另一侧面表明了教会大学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历史作用和社会文化效应。本书也以此作为一个典型案例，从不同侧面分析了教会建筑形态所内涵的社会意义及其存在价值，着重讨论了教会建筑的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关系，演绎出社会和文化的巨大变革对建筑形态构成的决定性作用。
岭南地区是西方教会势力最早渗透的地方，教会建筑也是岭南地区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西方传教士在华举办各类事业的初始期待与最终结果事与愿违，但西方教会在岭南地区所办的学校、医院、老人院、幼稚园及印刷所等，其建筑类型和文明程度的起点毕竟比中国早了数十年，在客观上为促进中国公共事业建筑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这也是教会建筑值得肯定和认同的主要原因。即使是纯宗教场所的教堂建筑，也已演变成一种具有历史文化内涵的城市空间的象征物。
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流是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关注的课题之一，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一课题揭示了人类自身发展中的某种本质性关系。从文化学和地域性的大范畴来考察和探讨岭南的教会建筑，可以更充分地认识和理解建筑的文化内涵及异质建筑文化交汇的特征，从而促进中西方建筑文化交流进入到一个更高更广泛的层次，本书研究的现实意义也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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