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耕种阻挡不住倒退为维护农民的利益，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但这些政策在农村推行时却遇到了来自乡镇官员阶层的阻力。裴李岗是新郑市新村镇一个出土了原始的农具，被有关文物专家夸耀为有着8000多年农业文明遗址的乡村。村支书王现增说，村里有920口人，拥有土地1300亩，人均只有1-3亩，人均占有土地资源非常紧张。小麦亩产只有600斤，每斤卖0.6 元一亩也不过360元，除去200元的成本已所剩无几。由于是半山区的沙地.，容易干旱，每半月要浇灌一次水。灌溉用水取的是地下水，打一口井最低得8万元。他家种了7亩地，一年毛收入4000多元，除去各种开支后收入只有1000多元。一个孩子上中学一年得1500元。由于他是村支书一年有3000多元的工资，再加上家里给人加工服装，一年共有5000多元收入，可一家人全年的生活开支得3000多元。干一年下来他家几乎没有什么收入，也就是说，靠种地他不可能走向富裕。他说，上级官员总是乐观地说农民收入在增加，可他村里农民有存款的很少。人均收入不过2000元，有些困难户还需要救济，村里农民只得靠打工维持家庭的开支。虽然新郑市与裴李岗相距只有10多公里，但大部分靠种地的村民没有资本到城里去做一些生意。城市对农民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农民也分享不了城市经济增长的利益。费改税之前，农民平均每个人承担150多元。过高的费用使农民与村官员产生了矛盾，他们的关系变得很紧张。那时村官员有8人，费改税后降到了4个，每人承担70多元。
税是按每亩的产量来定的，而这个产量又是20世纪50年代的产量。裴李岗村要承担的农业税上级下达的是6万元，乡镇将这个数量下达给村，村支书等官员又把这个税分派到每个农民头上。镇返回给村2万多元用于村开支。书记希望免征这笔税，因为农民交了税以后已经没有什么钱用于生活开支，更不可能有钱搞村公共建设。村里除各组之间没有公路相通更没有一条完善的公路通向新郑市。要修一条通向新郑的公里需要几十万元，这是靠种地维持生活的村民难以承担的，更何况村里至今还负债15万元，这笔债务是上世纪80年代欠下的。他说自己欠债就达1万多元，主要是因为上级曾经要求农民搞种植结构调整。新村镇给裴李岗村下达种植葡萄的面积是300亩，压力之下书记只好带头去买葡萄苗。风险太大就压缩了种植面积，村里只搞了40亩，每亩需投入1500元。结果因气候不适应，农民不但没有赚到钱反而亏损。后来新郑烟草局又让农民将土地出让给一个烟草公司种烟草。
村民当初极不情愿，可新郑官员们说农田种植调整能给农民带来更多收入，而作为书记他也不想种烟草。如果一旦投入进去没有收获，村民的负债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还清，为服从上级的指示书记只得将土地出让给公司种烟草。村民还给种烟草的公司干活浇水，而老板最后不见踪影，村民为此漕到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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