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歆言：“往者《书》有欧阳，《春秋》公羊，《易》则施、孟，孝宣皇帝犹复广立《谷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义虽相反，犹并置之。”则知今文之学，亦自相反异，故宣帝诏诸儒议五经同异于石渠合，明博士之业，互不相同，非但费、左古学、与今文反异而已。既宣帝所立博士，与旧在学官之学反异，则是《公羊》与《谷梁》反异，欧阳与夏侯反异，施、孟与梁丘反异可知也。宣帝闻卫太子好《谷梁春秋》，以问韦贤、夏侯胜、史高，皆鲁人也。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谷梁》。”至甘露中乃有石渠之议，而《谷梁》遂大盛，则石渠之议，其意固在兴《谷梁》、崇鲁学。夏侯氏，鲁人也，立《谷梁》并立夏侯，则夏侯亦鲁学之党耶！又并立梁丘，盖梁丘亦鲁学之党也。是知十二博士之间，有齐学，有鲁学，所谓义虽相反，即谓此鲁学与齐学之相反，五经同异，即此鲁学与齐学之同异也。石渠之称制临决，大端在礼制，故今文学各家礼制大段相同，礼制而外，若义例，若文字，石渠之议所弗及者，则各家之异仍自若也。
《公羊》齐学，《谷梁》鲁学之外，《诗》则有《齐诗》，《论语》则有《齐论》、《鲁论》，齐、鲁之分，此为最明。班固言：“申公为训故以教，无传，疑者则缺弗传。”又言：“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则知鲁学谨严，齐学驳杂，何休以《公羊》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何晏说《齐论》多《问王》、《知道》二篇，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皆足见齐学不如鲁学之纯。武帝末，民间得《泰誓》，欧阳氏取以人经，而夏侯不取，则欧阳与《齐论》之多《问王》、《知道》为何如？郑玄《书赞》谓：“欧阳氏失其本义。”则欧阳不得孔氏学之嫡传可知也。孟喜好自称誉，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以为师田生且死，枕膝独传，而梁丘贺疏通证明之，则孟喜与《公羊》之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则何如？汉世以喜改变师法，不得为博士，则孟氏不得为孔学之嫡传可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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