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照搬苏联模式及其所出现的弊端,毛泽东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到“一五”计划后期,毛泽东明确提出“要研究社会主义整个经济体制问题”。他认为,在我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而农民又占绝大多数的、经济文化还十分落后的农业大国建设社会主义,不能机械地照抄别国经验和别国模式,而要从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出发,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具体道路。1956年4月,毛泽东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他指出:“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中央、省市和工厂的权益究竟应当各有多大才适当,我们经验不多,还要研究。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②为了从苏联模式的缺点、错误中摆脱出来,走自己的路,毛泽东特别关注工农联盟问题。1954年国家多购了70亿斤粮食,导致了1955年春“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农民有意见”。发现问题之后,1955年国家少购了70亿斤粮食,又搞了“三定”--定产定购定销,加上丰收,使农民手里多了200多亿斤粮食。这样,过去有意见的农民也说“共产党真是好”了。这件事反映了国家政策的适度性和稳定性问题,而毛泽东认为这与体制上的问题有关系。他强调指出:不关心人民利益和疾苦的官僚主义作风,不仅是人的素质问题,更重要的还包含体制问题。因此,必须解决体制问题。
刘少奇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强调“必须注意把中央各经济部门的积极性和地方经济组织的积极性正确地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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