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闷的象征：酒与艺术精神的契合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这不仅表现在无穷无尽的天灾人祸、征战杀伐、动乱不止和颠沛流离上，表现在生产力极其低下、广大劳动人民始终不能摆脱受奴役被压迫和饥寒交迫、病困交加上，而且表现在封建大一统的专制制度扼杀人的思想、禁锢人的自由、泯灭人的情感、践踏人的尊严、扭曲人的灵魂、异化人的本质上，表现在君主专制对广大志士仁人所造成的精神重压和无休无止的人格与尊严的迫害上。鲁迅先生曾经深刻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认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他认为，中国实际上只存在两个时代，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一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12～213页)。李大钊先生也从分析家族制度入手，精辟地阐述了封建专制文化缺乏独立的个性价值观和人权意识的特征。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悲士不遇”成为大多数封建文人无法摆脱的苦难，成为文人雅士的悲苦现实，并进而演变成中国文学一个无法解脱却又不得不正视的传统。
　　自屈原、陶渊明以来，怀才不遇就成了许多文人难以抚慰的痛苦，成了他们愤世嫉俗、悲哀苦闷之源。试想一下，空怀理想，徒负高才，却是报国无门，效命无由，才无所施，力无所展，那该是怎样悲愤痛苦的事情？可是，另一方面，那些不学无术的平庸之辈却因其显赫的家族背景而平步青云，占据要津，出现了“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现象。文士虽有心人世，但当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将两种截然不同的不公平现象加以对比，就不由得义愤填膺，更加难以忍受。社会不公，政治黑暗，人生坎坷，文人面前横亘着与生俱来而又无法摆脱的苦难。这苦难，更多地属于精神的或日生命的苦难。
　　对于文士来说，如果说颠沛流离、饥寒交迫之类的生活痛苦还是比较容易忍受的话(确实有许多人甘贫守贱)，那么，精神的痛苦无疑是真正刻骨铭心的痛苦。作为民族的一分子和社会的一员，文士和中国的老百姓一样要忍受生活的苦难，而作为社会良知和民族的脊梁，他们还要忍受比常人更多的精神痛苦。因此，表现在中国文士身上，悲苦色彩就特别浓厚，悲苦体验也特别沉痛，悲苦遭际也特别普遍，以至于在中国文学史上形成了不平则鸣、发愤著书和诗穷而后工的苦涩传统。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白居易的《序洛诗》、韩愈的《送孟东野序》、欧阳修的《梅圣俞诗集序》等著作对文人遭受的苦难与文学创作的关系的论述，都已经深刻地说明生活与精神的磨难对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对文士来说，生活的苦难和精神的磨难，是痛苦，是磨砺，更是巨大的创作原动力和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诚如当代红学家蒋和森先生所说，“当我们从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来回忆中国文学天才所走过的道路时，不禁感到我们民族最宝贵的文化，都是在饥饿、酷刑、流放等沉重压迫下产生出来的”(《红楼梦论稿》第160页)。
　　中国文人所遭受的精神苦难，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是来自影响深远的忧患意识。高尔泰先生甚至以为这种忧患意识是构成中国艺术、美学乃至哲学不同于西方的诸多特征的依据和基础。早在商周之际，文人的忧患意识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周朝君臣对殷鉴的深深思考和自警自戒，促使他们居安思危，盛世虑衰。所以《易·系辞下》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经过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孟子、墨子等人的继承和发展，这种忧患意识由小而大，由近而远，由少数社会上层人物扩展到为数众多的文人士大夫阶层。文士们把这种忧患意识和他们的人格塑造、处世态度、人生理想等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