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国吾民
我在书桌前，坐立不安，头脑中被杂乱的碎片所充斥。我要开始为《金融时报》FT中文网写一组专栏，主题是年轻的知识分子如何看待中国。我今年正好30岁，出生的1976年普遍被视作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人毛泽东、周恩来与朱德都在那年去世，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中国处于崩溃的边缘和新生的前夜。
我的个人经历在某个浅薄的程度上折射了这30年中国的变化。我出生在江苏北部的一个小乡村，父亲那时是铁道兵的一名连级干部，在中国革命的发源地之一的吕梁山区修建铁路。他的运气不够好，尽管在县城里成绩优异，却无缘上大学，当兵是这些农家孩子摆脱出身的惟一出路，在彼时，解放军是国家的骄傲，不管是保卫边疆，还是在山沟里铺设铁轨。
我在1983年来到北京。在邓小平决定裁减的100万军队中，铁道兵首当其冲，父亲脱下军装，成了铁道部的一员，幸运地分配到了首都。我对于80年代中国的记忆甚少，印象里那是个充满着朝气的年代，女排获得世界冠军，知识分子在《河殇》里探讨中国命运，而街上则有了红裙子与牛仔裤，农民获得了在自己的土地上种什么庄稼和怎么种的权利，没人怀疑执政党，“小康社会”比起昔日伟大的革命理想，更令人憧憬……
1995年进入北京大学时，蔡元培时代的“兼容并包”早已是昔日的传奇，甚至80年代的浪漫主义气息也消失殆尽。大学正变成一个流水线式的加工厂。我们被教育成一个讨人喜欢的工作者，年轻人对诗歌、理想失去了兴趣，IBM与宝洁公司招聘会上则人头攒动。大学不再是新思想的实验场，而是工作前的培训中心。
告别大学生活前，一场dot-com风潮席卷了中国城市，它可能是我这一代人最浪漫的经历。硅谷的技术天才正像是鲍勃?迪伦与麦克卢汉的继承人，《连线》则是新时代的《滚石》，他们都把旧世界撕开了一道裂缝。我们都是全球化毫不保留的拥护者，我们理解的全球化就是美国化，且颇为自得地认定，我们与那种浅薄的美国推崇者不同，它不仅是麦当劳、可口可乐与好莱坞电影，更重要的是，它有林肯的政治理想、爱默生的个人主义和哈佛大学的自由教育。
毕业前，我成了一名dot-comer，第一个月的工资相当于我母亲一年的收入。网络泡沫破灭了，我又成了一名新闻记者，中国的出版物不再仅由官方控制，一些以市场为基础的报纸、杂志，正学习用《纽约时报》、《商业周刊》的口吻报道中国。在1999—2003年的几年中，我被一种强烈的乐观情绪左右着。
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最伟大的故事，它保持了1/4世纪的高速经济增长；全球化与信息革命使得我毫不怀疑自己正与纽约、伦敦、东京的青年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我们听同样的音乐，看同样的电影，用同一种Windows操作系统；市民空间日益扩大，新兴的中产阶级可能将最终导致一个民主中国的出现……我相信，中国必将成为世界的一部分，成为类似于美国那样的国家，以至于1999年中国驻前南斯拉夫使馆被轰炸时我并没有太多愤怒，并且怀疑游行的队伍的真诚性——我知道我的同学们都在拼命获得前往美国的签证。
我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了这种乐观情绪的消失。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的知识分子迷信过各种东西，我们迷恋过市场，迷恋过技术，互联网将导致信息的自由流通，将打破政治权力对信息的垄断，迷恋过消费主义，它将消解极权主义……
但是，一切的结果都与我们最初想像的不同。一个外来者与生活其中的人对一个社会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我对中国的乐观情绪，很大程度上是受西方报道的影响。那些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时代》的记者和到访的政要，他们住在北京、上海的五星级酒店里，看到新建的高楼大厦、宽阔的公路，交谈的则是一小群全球化了的中国精英，他们总是在谈论中国庞大的市场、令人惊讶的劳动力储备，中国的官员们的效率体验和对经济增长的迷恋。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商业力量从所有的伦理、政治、文化束缚中摆脱出来的中国，一个不顾一切要生产与消费的中国。
但是，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却必须承担另一些东西。中国已成为一个价值失衡、庸俗、焦虑的社会。为中国人提供内心安定感的因素大都已消失，传统早已失效，不管是儒家思想还是其他理想。但新的价值观则迟迟未来，北京街头与华北乡村的墙壁上，粉刷着各种新标语招贴，让人想起“文革”时的口号，往往成为人们嘲讽的对象。知识分子则在过去10年的社会变革中，彻底失语了，政治上冷感，更无力应对市场变革与大众文化的兴起。就像托马斯?卡莱尔所说的，金钱是这个社会惟一的连接点，更糟的是，金钱还并非是那种“利润面前人人平等的金钱”，在大部分时刻，它与政治权力紧密相连。
一种讥讽一切的犬儒主义已经盛行，人们不愿意严肃地谈论任何话题。在谈论中国社会旺盛的生命力时，我们会发现，这种生命力中缺乏生气勃勃的成份，更多是一种没有任何禁忌的嚣张。
整个20世纪，国人用各种理论解释中国，但中国人的真实生活总是被这些抽象的理论所吞噬。历史的连续性、日常生活的细微性、个人的命运总是被历史洪流冲刷，以至于一个30岁自认为是知识分子的青年人在谈起自己的国家时倒像个陌生人。我经常怀疑我对大英博物馆对面那几家小书店的熟悉程度，可能要超过我对北京南城的理解。
的确到了这样一个时刻，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必须从他们的角度来描述与解释自己所生活的国家，这种描述与解释正是这个社会目前最匮乏的。因为他们对自己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深感迷惘，中国社会正陷入一种深重的焦虑中，对于物质的崇拜难以长期充当这种缺乏价值的替代物。
“当今中国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正在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在介绍林语堂1935年出版的《吾国吾民》中，美国作家赛珍珠写道。整整70年过去了，我们不仅没有进步，甚至大步后退了。整整70年中，仍没有人比林语堂更从容、有趣、兴致昂然地描绘中国的过去与未来。
我无意成为严格意义上的专栏作家，告诉读者中国现状如何，有何种解决方案。这一系列文章，是一种个人经历的陈述，它激起的头脑风暴可能比它提供的清晰分析更多。但它的确是一个年轻知识分子看待自己国家的真实努力，尽管这种努力困难重重并可能注定失败。每个社会乃至每位个人，不都是在对自身命运与境况的探讨中获得生活意义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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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前的赛珍珠说的话至今依然有效：当今中国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中国知识分子正在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唯有重新认识，才有可能让中国获得新的生机，实现物质和精神的双面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许知远们开了一个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