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很高兴能被邀请参加这个实验社会心理学的学术研讨会。中国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刚刚起步,实验社会心理学可谓仍在襁褓之中。我今天之所以选择要和大家谈谈中国实验社会心理学研究本土化,主要也正是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学术领域尚未起步之时,如果能够及时抓准方向,比将来走错了路再改要来得容易得多。我认为实验法应该是研究社会心理的一个重要途径,特别在验证由理论所推衍出来的假设方面,最需要这种严谨的研究方法。但是,在做实验社会心理学研究时,也面临许多一般实验研究所比较少面临的困难。如果我们能早些认识这些困难,并想办法去克服它们,那么实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就更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人的社会行为。
美国的实验社会心理学始于20世纪20年代,经过KLewin的大力推展,使“实验法”已成为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流方法,至今历久不衰。但是,在60年代末70年初,有部分心理学家有鉴于“实验法”被滥用而提出了相当严厉的批评(例如,Ring,1967;Smith,1972),令社会心理学界开始反省并改进他们的实验设计。我想美国实验社会心理学界这次反省的重点,是可以让我们在发展自己的实验社会心理学时作为借鉴的,因此我想今天和大家把那些重点说一说。我之呼吁实验社会心理学本土化也正是因为美国的这一次大检讨揭示出,对实验社会心理学研究结果的解释,一定不能脱离研究情境及研究对象的“文化/社会/历史”脉络,因此,中国学者在建立中国人的实验社会心理学时,必须注意要在中国当地的文化/社会/历史脉络中,来理解中国受试者在实验中的实际心态与行为,并用之作为解释结果的基础。不然,研究结果对推展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知识只会起事倍功半的效果。
我今天想和大家讨论中国实验社会心理学研究本土化的另一个原因,是反观近年来内地社会心理学的发展,我发现无论在构念及理论上,还是在方法上,都过分依赖西方的成果(详情请参阅:杨中芳,1987a;杨中芳,赵志裕,1987),而在实验社会心理学方面也有将西方的实验程序照搬的现象。有关照搬的一些弊害,我曾在前面所引两文中详细说明,在此我仅就与实验社会心理学有关的部分做一些详细具体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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