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作为穷困黑人的感觉怎样？
1989年秋，我开始求学于芝加哥大学。在入学的最初几周里，我要接受一系列的指导。在每一次活动完成特定的内容之后，我们都会被警告不要走出校方警力密切监控的区域。在我们收到的详细地图中，标划出了海德公园（Hyde Park）这一小块领土的起点与终点：这是安全区。我们还了解到，除非是众人结伴，或者参加某个正式活动，否则即便是在界线之外的那些美丽公园也属禁区。
结果象牙塔变成了象牙堡垒。我当时住在海德公园的西南侧，芝大安排了许多研究生住在那里。我的学生公寓在丛林小屋街（Cottage Grove Avenue）旁边一栋十层高的楼里。这栋建筑是海德公园与一个叫做木草地（Woodlawn）的穷困黑人区的历史性分界线。只要你曾在美国城市里的大学附近待过一段时间，你就不会对这种对比感到陌生。在分界线的一侧，坐落着景色怡人的哥特式校园。校内是优越的学生们，大多数都是白人，正在走去上课或者做运动。而在另外一侧，则是落魄的非洲裔美国人，正在提供着廉价的劳动力及服务（更换机油、擦洗窗户、出售毒品），或者在街角行乞。
我没有多少朋友，所以在空闲的时间里，我开始作长途的散步，以了解这座城市。对于一名成长中的社会学家来说，芝加哥的街头是一场盛宴。我被各种不同文化的街区和触手可及的文化与传统迷住了。让我很开心的是，这座城市有一个叫做"罗杰斯公园"（Rogers Park）的片区，混聚着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孟加拉人。作为一个来自南亚的移民之子，我成长于南加州的纯白人郊区。与那里不同的是，在这里的印度人似乎和其他人一样，有着自己的族群地盘。
我当时对环绕在学校四周的穷困黑人街区尤其感兴趣。在这些街区里有将近半数的人不工作，据说那里是犯罪与帮派活动滋生的街区，是福利金节节攀升的街区。在1980年代后期，这些城市当中的隔离地带得到了国家的关注。我曾经常在那里散步，并开始在公园里打篮球，但是我没有看到任何犯罪行为，而且我也没有感受到什么明显的威胁。我好奇为什么学校一直都警告学生对其敬而远之。
事实上，当地居民也对我非常好奇。这大概是因为当时在那些公园里很少会有非黑人的游客，也可能是因为我当时的穿着稀奇古怪。我被询问了很多关于印度的问题——大多数我都无法回答，因为我搬到美国的时候还是个孩子。有时我会遇到野餐会，人们也会给我一些他们的黑人风味的食物。当我自称是个素食者而婉拒的时候，他们会有点迷惑。
但是正如我是这些人的陌生人，他们于我也是一样。
作为芝大沉重课业的一部分，我开始参加研讨课。在研讨课上，教授们提出了一系列社会学的经典问题：个人偏好是如何发展的？我们能否预测人的行为？教育对于未来几代人的长期后果会是什么？
回答这些问题的标准模式是展开广泛的调查，然后运用复杂的数学方法来分析调查数据。这样就会得到统计描述类型，用以预测为什么一个人可能会得不到一份工作，或者进监狱，或者有私生子。制定好政策的关键，就是先要展开一项好的科学研究。
我喜欢研究者们提出来的这些问题，但是比较起我在芝加哥街头看到的活力十足的生活，这种讨论显得既无趣又遥远，既抽象又呆板。尤为令我好奇的是，绝大多数研究者似乎并不喜欢与他们所写作的人群见面。这并非出自于任何敌意——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好心肠，而是因为与研究对象的实地交谈会被认为是杂乱的，非科学的，并且有产生偏颇的可能。
我的问题并不新鲜。实际上，社会学的领域一直以来就分为两个阵营：定量和统计技术型的研究者，以及经常与某个群体的人们共同生活，并通过直接观察来研究他们的生活的研究者。
第二个阵营通常被称为民族志研究者。他们使用第一手的材料来回答某些特定的问题，比如，边缘社区中的人们如何生存？或者何种因素会导致一项政策在某些家庭那里执行良好，而在另外一些家庭里则进展不顺？
而定量社会学家经常会批评民族志研究的取向。他们认为这不够科学，认为答案可能会只与被观察到的特定群体有关。换句话说，要得到任何重要与普遍的结论，你都需要仰赖对大量的数据组，比如美国人口普查或者其他大众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
我尚未真正遭遇到取向较为科学的社会学的挫折。但是当时我清楚，我不想整天只坐在教室里谈论数学。
所以我做了任何对种族和贫穷感兴趣的明智学生都会做的事情：我穿过走廊，敲响了威廉?尤利乌斯?威尔森（William Julius Wilson）办公室的门。威尔森是这一领域最有名的在世学者，也是社会学界最为杰出的非裔美国人。他已经在芝大执教将近二十年，曾经有两本著作重塑了学者与政策制定者们对于城市贫困的思考。
我及时逮着了威尔森——他当时正要去巴黎度假。但是他说，他同时也正要着手开始一项新的研究，而我可以参与，如果我愿意的话。
威尔森是一位温雅多思的人。他当时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衣服，尽管早已不再叼着他那标签式的烟斗，但是他看起来仍然像那种你在电影里看到的教授。如果你问他一个问题，他通常会沉默不语很久——他的确威严十足，然后才会给出一个意味深长的回答。
威尔森解释说，他希望能够更好地理解年轻黑人是如何受到其街区里各种因素影响的，比如说，在一个住宅计划区（housing project）中成长起来的穷人小孩，会比不在该计划区中成长的类似贫困的小孩获得更少的教育以及工作机会吗？在一个被其他穷人区环绕的街区长大的小孩，与出身穷人家庭，但是在一个富裕街区长大的小孩的区别又是什么呢？后者有可能受益于富裕街区里的学校、服务以及工作机会吗？
威尔森的项目尚处于计划阶段。第一步是要设计出一份基本的调查问卷，他建议我帮助他另外一个研究生设计所要提问的问题。这意味着要回顾早期关于黑人青年的研究，要看以前的社会学家们所选择的是何种主题与问题。威尔森给了我一箱子旧问卷，他说我应该试着借鉴其中的一些问题，并提出必要的新问题。我学习到：社会学家喜欢使用他们的同事已经用过的调查问题，以便发展出可供比较的结论。这是社会学里科学方法的关键部分。
我谢过威尔森，并去图书馆浏览他给我的问卷。我很快就发觉，我根本不知道如何去访谈任何一个人。
华盛顿公园和芝加哥大学隔着丛林小屋街相对，是芝加哥最为庄严华美的公园之一。它由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和卡福特?佛克斯（Calvert Vaux）设计，面积将近四百英亩，包括一个美丽的游泳池，室内和室外篮球场，迷人的花园以及纵横其间的曲折小路。我喜欢在环绕公园的土路上跑步。在几十年前，它曾是一条用来举行赛马和赛车的路。到1940年代为止，公园周围的街区里大部分都还是爱尔兰人，但是当黑人家庭开始在附近置屋买房的时候，大部分的白人家庭就都搬走了。对于学校极力劝阻学生们不要在华盛顿公园逗留，我一直都很奇怪。我没有见到所谓的危险，至少在白天没有。
在跑步之后，我有时候会待在公园中央那个宽阔的沼泽泻湖旁。有一伙老年黑人，大约六七个，每天都会聚集在那里玩牌，喝啤酒，在泻湖中钓鲈鱼。我会花上几个钟头坐在那里，听他们聊天。直到当时为止，我对非裔美国人的文化几乎一无所知，对城市黑人区里的情况也一无所知。我是在一年前刚从加州搬到芝加哥来的。在加州，我就读的是绝对白人为主的学校——位于海边的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C San Diego）。
我一直在阅读一些有关芝加哥黑人社区的历史著作，有时我也会向这些人询问我所读到的事件和人物。比起书中的历史，他们讲述的故事要远为生动。他们通晓机关政治的错综复杂——比方说，要得到一份工作或者建筑许可，你必须要跟谁交朋友。他们会聊起他们年轻时的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以及它跟今天的帮派如何截然不同。有人痛心地说：“黑豹曾有过针对儿童的早餐项目，但是现在这些黑帮只会冲他们开枪，喂他们吃毒品。”我已经对民权运动时期的黑豹在芝加哥所发挥的作用有所了解。不过，我从电影、报纸，当然还有从芝大不断发布的有关回避特定街区的警告中所得到的关于现代黑帮的知识，实在有限。
一位老者关于种族的言论让我尤为感兴趣。他的观点是：白人和黑人永远不能公开对话，更不必说生活在一起了。他们当中最为健谈的是列奥纳多?考布斯（Leonard Combs），他也被唤作"老时光"。一天，他跟我说：“永远不要相信白人，不过也不要觉得黑人会好到哪里去。”
“老时光”每天都来华盛顿公园，带着他的渔具、午餐和啤酒。他会戴一顶破旧的米色钓鱼帽。因为牙齿掉的太多，他说话的时候，口香糖会吧唧作响。但是他很爱聊天，尤其是聊芝加哥。
“我们住在城中之城，“他说，”我们跟他们井水不犯河水。如果你能明白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你就会理解这座城市是如何运转的。”
“你是说白人和黑人永远不会融洽相处？”我问道。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