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41师主力刚刚攻克的日军多宝湾据点，又被日军的坦克部队收复，战役指挥官第17集团军司令周岩，来电话严令必须立即夺回多宝湾，否则军法从事。所谓军法从事，就是枪毙；而丁和几位团长感到部队伤亡惨重，再克多宝湾不啻梦呓，只好相顾唏嘘垂泪。
贾亦斌见此情景，自告奋勇地说：“补充团还剩六七百人，我愿率团把多宝湾阵地拿下来。”丁治磐闻言转悲为喜：“你赶快指挥反击吧，这下我的脑袋可以保住了。”
经几次反复，补充团在付出极大的代价后，夺回了多宝湾阵地。而在是役中，贾亦斌率领的补充团1800余官兵，只有不足200人活着走出战场。然而刚刚凯旋的贾亦斌，不仅没有得到丁治磐感恩戴德的嘉奖，反而被丁逼得拔枪相向。
为了夺回多宝湾阵地，带兵突击的1营营长杨毅兴英勇阵亡，贾亦斌靠借贷和团部余款凑了400元钱，但仅够将杨的灵柩送回原籍，因此他提出由师部支出400元，以抚恤杨营长的家人。
可丁治磐却认为贾亦斌这是以作战有功要挟他，不同意给杨抚恤。贾亦斌闻言顿时火了，与之争执起来。丁竟指斥贾亦斌要造反，并叫来了卫兵，贾亦斌被迫拔出了手枪。后经在场的人劝说，贾放下了手枪，被丁关了一个星期禁闭。
从禁闭室出来，贾亦斌感到无法继续置足41师，遂自请解甲。然而他作战勇敢、为人仗义的声誉却不胫而走。曾与贾亦斌有一面之交的韩浚，彼时正在湖北军管区主管编练事务，闻讯主动找贾亦斌，自谓兼职过多，请贾暂代其编练处处长一职。
到了编练处任上，贾亦斌发现根本无兵可练；前方战事正急，自己怎能安于在后方虚耗光阴呢？于是他请求到成都中央军官学校任教，以自己的实战体会，教练出战之能胜的军官。
韩浚挽留不成，拉着贾亦斌的手说：“危亡之际，我们军人理应厮杀在前，我实不甘在后方等待，正力争重返战场。请你答应我一个条件，一旦我获准上前线，你一定要同我共赴戎机。”
“只要你带兵上前线，我一定与你同行。”贾亦斌答到。“一言为定！”“一言为定！” ，
贾亦斌到中央军官学校后，被任命为上校战术教官，还兼军官教育总队步兵校、尉官研究班区队长。他没想到，在这里，他和后来对儒、释、道皆有精到见解，仰从者无数的国学大师南怀瑾成了同事。南当时在军校任政治教官，与贾亦斌在教学中时有过往，谈话也投机，关系由同事而朋友。
贾亦斌的中央军校教官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韩浚争取到了上前线的机会，他被任命为73军77师的师长，遂电邀贾亦斌做他的参谋长。贾亦斌不仅是因为与韩有约在先，同时也渴望为国杀敌，故随之辞教从戎。
在贾亦斌赴前线不久，做了年余朋友的南怀瑾也离开中央军校，遁入峨眉山，潜心佛学禅机，终于在青年时从业的军事、政治之外，卓然成就别具一格的大文化学问。
一回到军中，贾亦斌就赶上了新一轮鄂西攻势。部队刚刚集结，师长韩浚就病倒了，贾亦斌接受重托，代理指挥77师作战。在宜昌附近的鸦雀岭争夺战中，由于日军凭借坚固的工事、精良的武器和空军的有力支持，使主攻的77师几乎丧失了克敌制胜的勇气。
在此关键时刻，贾亦斌身先士卒的果敢，有序的调度，很快地控制住局面，扭转了战势。这一切，均被路经此处的73军军长彭位仁看在眼里。这第一瞥形成的良好印象，为后来贾亦斌在彭位仁力荐下，得与蒋经国同事从而引出一段曲折恩怨，埋下了伏笔。
接着，长沙第三次会战开始了。贾亦斌所在的他军，与4军、10军、20军、26军等部协同作战，取得了歼敌数万的长沙大捷。贾亦斌因参谋指挥出色受到嘉勉，并经彭位仁、韩浚一再保举，晋升为少将。
在国民党军中，以不足30之龄跻身将军之列者，罕有其匹。其实，贾亦斌早就因英勇善战，几度被他的上级申报晋级，可皆因他行伍出身，没有黄埔、陆大等名牌军校的学历，故而晋升屡屡被阻。这种现实，激起了贾亦斌渴望深造，且非要读陆军大学这一当时中国最高军事学府的雄心。
稔知贾亦斌蹭蹬军旅生涯的彭位仁、韩浚，非常理解他的心情，均出面保举他上陆军大学。但这所前身可追溯到清代末年的陆大考试十分严格，且科目繁多，除了军事方面的基本战术、应用战术、军制、兵器、筑城、交通外；还有高中毕业程度的国文、外语、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等，这对初中没读几天就辍学的贾亦斌来说，不啻关隘重重。
知难而退，不是贾亦斌的性格，在几近一年的时间里，他到处拜师苦学，以致同僚中流传出这样一句口头禅：“罗斯福有个智囊团，贾亦斌有个老师团。”功夫不负苦心人，1943年秋，贾亦斌终以优异成绩踏进陆大，这所他朝暮钟情的最高学府。
求学不易，故而贾亦斌对在校学习异常珍惜，因此多有心得体会。针对中国近代频遭外侮，国防积弱的现状，他对国防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参加了冯玉祥召集的“国防研究会”，对“富国强兵”做理论探索，撰写出《预备干部制度的理论与实际》新国防论著。
在《预备干部制度的理论与实际》书中，贾亦斌提出“四战论”，即要“人人能战——即过去所谓全民战：物物能战——即一般所谓国力战；时时能战——即能应付过去所谓闪电战、雷击战；处处能战——即所谓全面战”。以此取得在未来战争中的胜利。
在该书的最后一章，贾亦斌表述了自己的理想：“在最近的将来，最好在下次大战以前，能培养多量精练而真正‘文武合一’的预备干部。从事建设‘人人能战，物物能战，时时能战，处处能战’四战论的新国防。挽回我们这个破碎支离的祖国厄运，而能达到富强康乐的境域，并且能做远东与世界和平的支柱，渐进世界于大同。”
让贾亦斌始料不及的是，他的“新国防论”及“预备干部制度”的研究成果，引起了此时在青年中寻觅有朝气的出类拔萃者，为未来接班做准备的蒋经国的注意。
陆大一上就是3年，临毕业之际，蒋介石不顾广大将士抗战后祈盼休养生息的渴望，执意将中国导向违背民心的内战歧途。此时，已是国民党第73军军长的韩浚，奉调进军山东，他邀贾亦斌出任他的参谋长。
对老上级和敬若尊长的韩浚，贾亦斌始终怀着无尽的感激，在逆境中是韩收容了他；他的擢升与韩的力荐相关；他上陆大又得益于韩的保举……恩情私交，令他难启推诿之齿。但73军赴鲁的终极目的很明显，与中共一战是早晚的事，而贾亦斌从抗战胜利那一日起，就抱定了绝不参与内战的意念。
沉吟良久，贾亦斌坦诚地对韩浚说：“这个军参谋长的职务，我无法就任。抗战期间您邀我任师参谋长，我不曾稍作踌躇，畏死不是贾亦斌的习性！八年抗战，我们已经流了太多的血，那是为了民族的独立解放；而现在需要的是建设，是和平民主。不置身内战前线，这是我不可动摇的信念，希望您能理解。”
就这样，贾亦斌在陆大毕业后，没有重返战斗序列，而是经另一位老上司的推荐，到“青年军复员管理处”就职。不料，从此与蒋经国有了一段不解的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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