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辛亥革命后,一个崭新共和国的前景迅速黯淡下去。孙中山在自己不拥有军事武装的情况下,把政治权力交付给了军阀袁世凯。袁世凯试图建立个人的王朝,却始终没能建立起一个持久有效的政府系统,在他1916年死后,中国实际上缺失了中央政府。接下来是十年的军阀混战,在一个新形成的权力真空地带,地方军阀争权夺利、抢占地盘。他们的自相残杀使大半个中国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直至1926年国民党大举北伐并于1928年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然而,国民党治下的统一却远没有完成。尽管越来越多的声音将中国正在经历着的衰微归咎于前十年的军阀混战,军阀们却仍在继续分裂着中国。1934—1935年的“剿共”行动大大削弱了地方军阀的独立性,但一直要到1936年中央才得以整合起所有一直处于地方军阀统治下的各个省份,并巩固了对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政治控制。然而即使在那个时候,中国本土十八个省份中仍有七个实际上是自治的(易劳逸[Eastman] 1991)。因此毫不奇怪的是,无论是得势军阀还是下野军阀,人们对于他们都有着持续的社会和政治焦虑,这种焦虑一直贯穿着南京时期的十年。
军阀割据不仅在现实中而且也在象征层面上困扰着政权。爱德华麦考德(Edward McCord 1996)讨论了20世纪早期的反对军阀割据的政治,并认为1919年的爱国主义群众运动——五四运动,对于凝聚起打倒军阀的大众情感有着重大的意义。在这一时期,“军阀”一词与新形式的暴力和帝国主义建立了前所未有的消极联系(林蔚[Waldron]1991)。到了南京十年之际,国民党政权试图利用反军阀的社会情绪作为资本,却发现这一策略实行起来充满着政治上的困难。一方面,通过控诉军阀割据导致了中国的内部分裂,合法化了政府强化中央集权的行为。通过将残余的军阀指认为导致中国国力持续衰微的罪魁祸首,南京政权可以为自己未能增强国力而开脱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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