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亮夫（1902-1995），原名寅清，以字行，云南昭通人，语言学家、敦煌学家。1926年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学习，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1935年自费游学巴黎，专心抄录英、法所藏敦煌写卷。曾任复旦大学、云南大学、杭州大学教授，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中国训诂学会顾问。生平著述宏富，著有《文学概论讲述》、《屈原赋校注》、《陆机年谱》、《中国声韵学》、《古文字学》、《敦煌学概论》等，有《姜亮夫全集》（24卷）行世。

　　《大家小书·敦煌学概论》讲述了：1900年6月22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重新面世，石破天惊，举世瞩目。随即，因藏经洞大量珍贵古代写本流失海外，一门代表“世界学术新潮流”的敦煌学迅速形成，而迎立潮头的国内学者却寥若晨星；至于远赴欧洲寻访敦煌写卷的仅数人而已，之中就有姜亮夫先生。姜老晚年，曾几次同我谈起他20世纪30年代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抄写敦煌卷子的情景，大约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含辛茹苦，废寝忘食。他是自费去的，在巴黎这个“世界艺术之都”里，自甘寂寞，远离尘嚣，舍弃一切消闲，伏案埋首于故纸堆中，不仅要节衣缩食，费神伤目，而且放弃了获得博士学位的机会。90年代初，姜老的视力已经衰减到只能勉强辨认眼前的指影，但每当他对我讲起在欧洲的辛劳，便双目炯然有光，流露出无悔无怨的刚毅神色。

　　但是最大影响还在于讲礼，真正苦行头陀不大有了。明代以后不大有了，清代很少很少了。倒是讲道理的大儒有好些进了佛家，然后又出来，回到儒家。譬如章太炎先生是个讲儒学的，他是革命家，几次坐监牢也不怕。在革命中，他写过一篇文章，叫《集舍论》，讲佛教的最高境界。但是，晚年还是回到儒家来。所以印度哲学传到中国，同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互相磨炼，越磨越显出儒家的光彩。这件事，我不是要提高儒家地位，我只说中国人有自己的文化。中央领导同志提倡中国特色的“四化”，这个话是很重要的。什么是中国特色的“四化”呢？就是要符合中国的国情。中国人做人有一定的方法，你要合得上我，我跟你走，合不上，不跟你走。这是中国文化的最大命脉。从许许多多实象看来，我们的文化大流是，不管什么东西进来，都得中国化。印度哲学到中国以后，成立若干派，很多派是印度没有的，到中国才成立的，详见梁任公《中国佛教概论》。假如民族要有性，到这个时候才能说是民族性。中国民风一般来说比较淳朴，这是同世界各民族比较而言的。淳朴同儒家、道家思想有关。我们人民是外柔内刚的，外柔从道家来，内刚从儒家来；儒家要求事事向前，道家要求事事退让，二者调和起来，自己主张是不会放弃的。
　　到这个地方，算是中国文化的第三次大变动而得到一个最大的结局。佛教进到中国来，最早在魏晋时候，渐渐地起来了，隋唐时代，是慢慢地兴盛了，到唐的末期是大盛了。佛教大盛以后，刚刚是儒、释两家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尽管统治者要想利用佛教，有许多士大夫也想利用佛教，但是老百姓是不大容易相信的。结果是，佛教慢慢地开始出现了衰落现象。在最兴盛时候的唐代末期，如韩昌黎，一个以儒家道统自居的人，尽管他反对德宗迎佛骨，可是有一次上高山，不敢下来了，胆子小得不得了，是一个和尚把他接下来的。这就是说我们读书人心里还是有一个把握的，这把握在哪点呢？在于做人的基本方法是儒家的，有时也愿意用佛教的东西。
　　我们把上面这些话做个总结：我们中国的文化，一共经过三大变化。从思想来讲，第一个大变化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变化结果集中在三晋和齐鲁（所谓三晋就是现在的山西、陕西；齐鲁就是现在的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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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我与敦煌学
第二讲 敦煌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价值
第三讲 敦煌经卷简介（上）
第四讲 敦煌经卷简介（下）
第五讲 敦煌艺术内容简介
第六讲 敦煌卷子的研究方法
附录：《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节录）